1706772635
中国土地改革
1706772636
1706772637
中国在传统上是农耕社会。土地是稀缺的社会资源，成为特权或有钱阶层最为青睐的投资对象。贫困是农村亦是中国基本的社会问题。近代“大革命”风生水起，中国国民党在孙文时期就以“耕者有其田”作为平均地权的宣传口号，赋予政府以征收土地税和收买私有土地的双轨权力，旨在自上而下地限制土地垄断和调配土地使用。这种口号的实现取决于国民政府对抗地方割据势力的结果。闽西龙岩县自1941年根据这一原则实施土改，将共产党分的田连同私有荒地一起收回，按照原土地使用者、本乡务农满3年者、本县务农满3年者这一次序，以户（4口）为单位分配（超过4口的农户按每人应得面积予以调整），同时以债券和现款补偿原地主，成效显著：至1947年龙岩全县共放领土地262458市亩，扶植自耕农32242户，“全县农民均系自耕农，地主一词已很不容易听到”。[148]但龙岩相对整个中国来说毕竟九牛之一毛。
1706772638
1706772639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被美苏目之为“农业改革者”或“农民党”，就是因为它号召以暴力手段自下而上地变更中国农村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度，但自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就一度中止了大规模土地革命运动，在其根据地内依靠富农（如“吴满有方向”），较为温和地推行减租减息的改良政策，即国民党早已宣布但一直未实行的“二五减租”。[149]周恩来说“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政府的土地法区别无几”。但当美国表示协助国共协商解决土地问题时，中共答以复杂费时而明确拒绝。[150]
1706772640
1706772641
所谓“二五减租”就是田赋减少1/4。国民党曾于北伐后的1928年在华东浙江省率先试行，但因地方政府支持大地主武力反对，该政策很快夭折。[151]后来抗战中在湖北推行过一段时间，但亦半途而废。1946年8月，国民党再次酝酿土改，以谷物而非纸币向大地主征购土地，宋子文曾有意透露给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够获得华盛顿的援助。[152]陈仪在台湾亦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违反者予以严惩。[153]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推出“二五减租”办法，仍旧由于地主方面的阻力和行政院的不作为，土地改革政策始终暂缓实施。以苏北萧县为例，地主还乡后，与官员相勾结，对“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佃农无钱无势，虽不服亦不敢诉讼。若长此以往，实无异驱民为匪”。[154]1947年3月2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22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决议，仍恢复30年代《土地法》实行的“三七五限租”，即“各地耕地佃农应缴之地租，暂依照正产物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并以行政院训令方式发布。台湾在两年后就是依据该令，实施了土改，成绩斐然，为台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55]4月17日，张群继宋子文任行政院长。蒋中正专设地政部来加大土改力度。按照1946年美国政府派遣的农业专家团建议，国民党打算继续《土地法》规定的丈量、登记、估价程序，并通过政府投放农业贷款，改进业佃关系。[156]
1706772642
1706772643
国民党虽有良好的土地改革政策，但缺乏贯彻政策的动力和意志。土地产权是国民政府保护的对象之一。然而，内战方炽，国民政府即便心有余力也不足。农业史学家万国鼎慨叹道：“改革的阻碍往往直接来自政府本身，甚至在某省参议会中，反对二五减租的主力，竟全是国民党党员”。[157]
1706772644
1706772645
共产党也于1945年底在新占领区开展了一两个月的“清算复仇运动”，而后推行强制地主退还地租和抵押土地的政策。包括：
1706772646
1706772647
第一，大部分土地要上推两年减租，地主必须把前两年每年的地租退还1/4。第二，大地主必须把其地租收入的50%用来交土地税，尽管农民的最高税率只相当于他收成的7%，每个家庭还有一亩地（1/6英亩）完全免税。不愿退租或纳税的地主可以出售土地。第三，地主必须把多余的土地卖给新政权，可以用发行债券的方法偿付地价。[158]
1706772648
1706772649
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通告中表明，土地公债不算产权买卖，如果要让“地主无法保留多余土地，且可使农民避免某些理由不充分的清算，使自己得到的土地更有合法的保证”，就必须“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实际上，在政权压力下，“许多地主宁愿献地，写献约，而不愿得公债卖地，写卖约。因地主感觉如写了卖约，以后再无借口收回土地”。[159]
1706772650
1706772651
由此，土改成了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兵源和后勤的主要保证。共产党的经济学并不复杂，就是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160]虽然农业技术和工具并未改变，但中共通过重新分配与土地有关的产权，将占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自己的政治经济系统，而最初运营的成本则相对较低——主要为武器支出，已由苏联供给。据粟裕回忆：“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体参军，编为一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时只有四十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山东一省仅1946年就有29.5万余农民加入中共武装，1947、1948两年还将有这么多人应征入伍。山东农民还被运往东北作战，1946年大约有11.6万人，“由海运去的有八万人，由山海关去的只有三万六千人，都由苏联以获得的日械，予以装备”。[161]相比较，国统区1947年1-8月才征新兵508307人，每人尚须政府财政拨出6万元法币的征集安家费用。[162]
1706772652
1706772653
从1947年2月开始，中共逐渐对土地所有者由“改”转“革”，开始阶级斗争升级。因张莘夫事件而被调往北满的吴亮平此时主要负责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地区的土改。他的经验是“开穷人会，要认真摸好底，选准村里的经营性地主与大富农，发动贫苦农民与他们算清剥削账，培养苦大仇深的农民积极分子和他们撕破脸皮，开斗争会，公审枪毙。这样群众就会自觉地按着土地革命的发展规律”。[163]这种依靠农村贫民的“土革”，发动起来的“勇敢分子”自然什么类型都有，各地状况非常复杂，“一些狗腿子，甚至于地痞流氓成了积极分子，占了优势，而真正的贫雇农、下中农，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东西……天下都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是痞子运动，一般好一点的老百姓都不敢讲话”。[164]据李锐回忆，“土改由凯丰负责，左得很，侵犯中农利益，杀人、死人很多。我还记得在会上黄克诚批评凯丰：同江西时期一样左，只是因为支援前线，战争胜利关系，严重错误被掩盖了”。[165]
1706772654
1706772655
7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107人参加的中共全国土地会议，指大多数地方土改“均不彻底，当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提出的口号是“中农不动”、“平分土地”。[166]由此，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极左”行为，都作为会议的正面经验加以传达，“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167]中国农村“患贫”的问题不但无法解决，反而直接转变为“仇富”，更进一步向富裕农民下手。在共产党农村土改中，普遍实行“定成分”和“三查三整”。据时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
1706772656
1706772657
我回到了［山西］临县三交镇。那时那里正在搞划阶级、定成分、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最初我还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后来看到定成分要查三代。如果你是贫农，查到你三代中有是地主或富农的，就定你是地主或富农。我对此产生了疑问，心想他现在是贫农，什么都没有，给他定成地主或富农合适吗？后来又定工商业者的成分，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地主、富农，把铺子给分了，我觉得不对头……但又不敢多讲，怕讲多了，人家给我扣上右倾帽子。[168]
1706772658
1706772659
入秋以后，随着战事发展，庞大军队的开销也日益增大。毛泽东改变了刘少奇“中农不动”的方针，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169]9月5日，刘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立即指示全国土改会议决定，以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彻底平分”，不但“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而且“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170]紧接着，9月13日出台的《土地法大纲》，即明确奉行绝对平均主义原则。在平分土地过程中，“许多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错误，把一些不是地主富农的人化为地主富农，把一些富裕中农定成富农，扩大了打击面。同时在逼地主地财和斗争一些欺压群众的干部时，又发生乱打乱杀的错误”。[171]至1947年底，毛泽东收回了原先“彻底平分土地”的提法，在《土地法大纲》上加了一行小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172]初步缓解了农村社会矛盾。
1706772660
1706772661
此时中共之所以不是农业改革者，就因为土改变成政治运动而非像国民党一样仅仅是经济问题。一般农村的土改是伴随着农民诉苦、清算、复仇运动与中共干部自身的三查（查工作、查阶级、查思想）运动完成的。农村地方行政一开始就是通过军队建立的，以战斗序列为单位分区驻扎，以军事指挥官兼任行政首长。10月3日，毛泽东亲电华野陈毅、粟裕：“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173]
1706772662
1706772664
没有中间道路
1706772665
1706772666
国民党“总动员”的唯一受害者是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1944年改组之初，曾自认为是一个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派的政治集团”，有“三党三派”之说，分别是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与康梁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称民主社会党）、农工民主党、职业教育社（后改称民主建国会）、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口才甚佳的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基曾对中间立场加以解释：“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是不同于“英美资本主义”或“苏联社会主义”的非冷战路线，旨在“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174]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路线是难以存活的。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因提出不同于国共的折中方案，而被人嫌怨，于1946年退出民盟（事详前章）。这其实就已经宣告了第三方面的瓦解。[175]随后在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问题上，民盟就出现了分裂。
1706772667
1706772668
当时，美国的意见促进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马歇尔对左舜生说的一句话，即“盼望蒋先生能在改组政府中使自由分子得着权力”，促使青年党下定决心参加国大，与民盟分道扬镳。青年党三巨头之一李璜回忆道：“马歇尔临别之言，也有点打动我，想到美国人总不会因调和之事不成，而负气竟令中国这一大块大陆落入苏俄的支配掌中的……谁知后来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主持美国大计，而竟负气不但不再予国民党以何种大力支援，而反在国民党打了败仗，落井下石的发表白皮书，将中华民国的大陆政权送终大吉。”[176]而对于民主社会党，司徒雷登与马歇尔每次与其领袖张君劢谈话后，总是鼓励他通过民盟把国共以外所有第三方面人士团结起来，“一方面可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一方面可以孤立共产党”；又说“假如第三方面全体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完全孤立起来，那么我就更有理由向我的政府建议更大规模地援助将来你们的政府”。[177]青年党和民社党表示愿意参加国大，脱离民盟而靠近国民党。
1706772669
1706772670
1947年4月17日，国民党正式改组政府，然而青年党只长了并无实权的农林、经济两部，未如预测入主五院。中国青年党本于1923年由少年中国学会的留法学生曾琦（字慕韩）和李璜创立于巴黎，是推崇“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民族主义政党，当时就与中共有竞争关系而不睦。随着国共战争爆发、国大召开，青年党本身也有分裂之势。前有李璜淡出党务，后有周济道等另组革新派，曾琦、左舜生则努力统一党内政见。1947年9月2日，已是55岁的青年党主席曾琦在上海的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云：
1706772671
1706772672
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178]
1706772673
1706772674
民社党的态度则不若青年党坚决。1932年燕京大学的两位哲学教授张君劢和张东荪秘密创立国家社会党，提倡的是渐进改良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魁张君劢本坐过国民党的牢监，对其一党独裁自是痛恨，但他还是选择了国民党。1947年民社党常委会在参加国民政府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按照张君劢的意见，只接受政府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和一个不管部长之职。张自我解释说这只是支持中国宪政的一种姿态，避免政府实职旨在防范国民党腐败的侵蚀。[179]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张君劢认为共产党依靠苏联，于东北九省“割据迄今，成为中国分裂之大患”，又“必诉诸武力而后快”，以致“马氏之调停已呈失败之象”，“与共产党共谋颠覆现政府耶？抑继续努力促成国民大会之召集，以建树民主政治耶？吾辈终采取后者”。[180]然本就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张东荪则选择了共产党。[181]
1706772675
1706772676
余下的民盟人士多持亲共立场，而对国民党加以拒绝。其中，黄炎培创建的民主建国会完全接受中共领导，成为其统战民族工商业的得力助手。[182]“德不济才”的罗隆基自不待言。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一度就是共产党，而救国会沈钧儒的女婿、记者范长江也早已加入中共。即便在这时，表明亲共的民盟代表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仍然希望得到美国的金钱援助，对司徒雷登和魏德迈频频示好，终被置之不理，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183]
1706772677
1706772678
自由派代表、《观察》杂志主笔储安平是这样评价自己和同侪的：
1706772679
1706772680
这批自由思想份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份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184]
1706772681
1706772682
自由派很难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现存政治人物只能在国共之间选择。至此，“中间”派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理想的“第三条路线”，而分别加入国共两个阵营中去。
1706772683
[
上一页 ]
[ :1.7067726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