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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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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7月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221万亿元，而支出竟高达655万亿元，赤字为支出的66.3%，就是因为庞大的军费造成的。[48]印钞机全速开动，法币与美元黑市汇率已跌落1000万比1，自抗战以来长期高通胀的恶果径自显现。美援的降低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国民经济信心，投机和谣言甚嚣尘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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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国民政府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并严格管理外汇。国民党在美数百名受训人员的费用，原由租借法案内拨款支付，但因资不抵债，须另外加拨每月5000美金（一年半共9万美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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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和罗斯福相比更非金融专家，二战及战后短期内他还可以通过抛售由美国运来的黄金和物资回笼纸币，但这一放血疗法早就失效，如今美援青黄不接，蒋迫切地寄希望于最后的币制改革来抛弃法币，这个他于战前亲手创制的国帑。然而，金融专家张嘉璈（字公权）并不看好币改，因为国库空虚，海内外仅存金2767173.587盎司、银41370000盎司、外汇74189924.46美元，就发行20亿新币的准备金而言，还远远不够。[51]张劝道：“将币易币不可行，若用金本位，须借一二亿美金，用银须用五亿元价值之银，但预算适合为先决问题”。[52]蒋则仍是一味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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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时余改革币制之主张不行，而［宋］子文专待美国借款方可改币之妄想所误……大部外汇乃为子文消耗过半，已形枯竭，不易改革。及至本年二月底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发表时，法币总数尚在五亿万以下，乃为最后改制之时期，而［张］公权又不赞成，延至今日措施方案一经破裂，则物价如野马奔腾，不可抵止，实已造成无法收拾之局势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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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5月蒋中正当选总统伊始，就以技术官僚俞鸿钧取代张嘉璈出任央行总裁，又令无党派人士、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就任财长，草拟币改方案，执拗地要张嘉璈“切勿再望美国借款，方整币制，贻误国事”。[54]蒋向来任人唯忠，刚愎自用，他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王云五虽听使唤，但他毕竟非专业人士，缺乏金融经验，而又来自党外，竟天真地以为只要有蒋总裁首肯就可以令行禁止。殊不知庞大的党国机器如同这货币体系一样，已经病入膏肓，岂是一剂猛药就能起死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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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战事的胜负，才是币改成败的关键。连王云五都知道“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55]张嘉璈再次劝谏说：“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56]蒋此时已是孤注一掷，以为军事由自己主持必定转败为胜，金融上亦图以军人似的铁腕来扳回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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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所倚仗的军队，恰恰是造成金融混乱的重要原因。据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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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港繁忙的码头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特警固守着的一箱箱由中央银行精心密封的箱子。外人不知道，箱内装满了新钞票，整洁而光亮，是刚从印刷机中加工出来的，要运到东北和华北去，发给那里的许多部队。但在同一码头，人们又可以看到同样的箱子正从北方港口刚来沪的船上一箱箱地往下卸。如果你是知情人，就会明白它们是同一类箱子，是不久前运到北方去的。将军们甚至没有开箱就将其原封不动地运回，交给其在上海的可靠代理人，以便在市场上进行投机牟利。而可怜的士兵则完全得不到钱，或者是被拖欠着，于是就不得不去掠夺驻地附近的民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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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长翁文灏从国民政府缺陷方面，归纳经济危机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法币发行量攀升，已无信用可言；其次是管制机构庞杂、效率低下，“有的属于工商部，有的属于市政府，有的属于粮食部，事权不统一”；最后是令行不禁，“往往明明禁令所在，但是他们违背禁令，居然公开抵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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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蒋中正以总统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以20亿金圆券取代法币，限国人即日起三个月内以法币300万比1（东北券30万比1）兑换之；民间黄金、白银及外汇禁止自由买卖，限于9月30日前按限定价格全部收兑，逾期“一律没收并予惩处”；甚至国人存于国外的外汇，凡超过3000美金（或等值货币）必须于年底前登记，然后移至央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重刑，告发者重赏；与此同时，所有物价应停止在8月19日水平，废止按生活指数发放薪金办法，禁止罢工和怠工。[59]这实际就是转嫁战争负担和搜刮民脂民膏，根本毫无公民权利可言。就连陈立夫也慨叹是便利了共产党。[60]准备金不足部分以所谓“日伪产业”和“国有资产”折算美金3亿元充数，“但保证准备绝大部分是虚的，究竟有多少，无从知道”。[61]据行政院长张群透露：“外汇的账是在蒋先生手里，莫有人是能去过问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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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经国以金融中心上海为舞台，再次粉墨登场。他抗战期间曾主政赣南，培养了一批青年基干；三年前又被派到对苏前沿，积累了外交经验；1947年9月已跃居国民党中常委，可见蒋中正殷切培养之意。由于蒋经国受的是苏联教育，这次领衔上海经济管制委员会，俨然一副唯我独革的口气，声称要拿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这些“坏头”祭旗。[63]正所谓“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蒋经国手持尚方宝剑，在拍了些许“苍蝇”之后，于9月初下令拘捕了荣宗敬的大少爷荣鸿元和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等，最后处以高额罚金放人；又先后约谈大资本家李铭、刘鸿生、周作民等，口称“老伯”但却逼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实与抢劫无异；然而，当他指向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时，居然就不灵了，由其父从北平“剿共”前线值东北危殆之时亲自飞沪说情，不了了之。[64]蒋中正徇私情而废公信，日后更有毛邦初（蒋原配夫人毛福梅亲侄）、宋子良（蒋现任夫人宋美龄亲弟）乃至孔祥熙在美中饱私囊挥霍情事，不一而足。[65]难怪被共产党指摘为几大家族，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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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30日，央行共从民间搜缴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元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其中上海回收的黄金和美元数量将近总数的70%。10月1日，财政部竟又下令收兑期限再延长两个月。当月又缴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元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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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9月26日，共产党攻占济南，大有南下徐州之势。而国民党竟然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用徐永昌的话说，“如此无信，急切攫取人民现金之心情毕露，败坏国事至此，无赖可笑尚属余事”。[67]此次币改的核心就是冻结物价，重拾民众的信心，然而竟为敛财，而本末倒置，民心动摇，导致了抢购风潮。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的粮食物资立时售罄。由于限价政策严重抑制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城市生活供应在十天之内就陷入危机。蒋经国不得不承认：“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他虽一味“坚定”地强制限价，但“召集产米县各县长商讨以米供沪的问题，亦无具体结果”。[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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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汛，全国大面积受灾，国统区湘、鄂、赣、闽、皖、苏、豫、云、桂、粤“农田淹没无收，农民流为饿殍”。[69]农民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不但在粮荒的状况下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更要为一年来沪、京、平等大城市已经实施的粮食配给制服务。[70]10月29日，蒋中正“召党政高级干部商讨经济问题、市况与社会，几无物资，又绝粮食，若不放弃限价，恐生民变，故决定改变政策也”。[71]31日，国民党颁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终于放松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如此一来，市场价格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而金圆券已发行18亿元，估计还有180万亿元的法币未及收回（约合金圆券6000万元）。[72]限价取消后，增加发行量的压力剧增。11月11日，国民党复又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表示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甚至规定了新货币自我贬值，宣告了币制改革的彻底失败。蒋经国慨叹道：“两个月的工作，一笔勾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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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演了一出闹剧，却与守土有责的吴国桢结下梁子。吴市长看不惯蒋经国随便捕人的恶习，也曾亲赴南京替李铭说项。[74]此乃两人日后在台冲突之肇始。蒋经国起先还有些不安，在日记中写道：“×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但当蒋经国赶回南京，见父亲并无训斥之意，便再也不把吴放在眼里：“他［吴国桢］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他软下来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蒋中正渐渐培养出儿子独断专制的个性，蒋经国也渐渐把自己的话当圣旨。他因各地不愿运米来沪而在日记里抱怨道：“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则不如前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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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国民党的币改从一开始就不抱好感。8月23日，南京大使馆即评估道：“已公布的充当货币准备金的金银外汇实际上并没有2亿美元那么多。已有证据表明公众开始怀疑此部分［币改］方案。正如早先报告所言，金圆发行限量为20亿，大致相当于当前货币的10倍”；“除非流通速率急遽下降，否则中国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未来数月消化如此这般的增长而不加速通胀”。[76]一个月后，财长王云五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还希望为币改造势，但和者寥寥。据翁文灏密告蒋中正：“美国援华干事司徒立人对其间接表示，［蒋］经国在沪作风全为俄共共产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倒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中国人对之无可如何，不敢与之校量，但其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云。”[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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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产党也面临着与国民党同样的问题。战争无一例外地具有破坏性。年初的时候，西柏坡召开金融贸易会议，刘少奇提出精简机构，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节省财政，合并财经，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78]但由于中共控制区域主要在农村，只含少数“有经济意义”的城市，粮食供应相对稳定，经济格局较为简单。财政收入40%为粮食税，而且“收支亏空很大”。战争使得脱产人口占到控制总人数的2.5%（关内）-4.6%（关外），而1948年中共地区同样受灾，当局表示“如果在［税收］减免上过分放手，将加重我们的困难”，因此解决方法为“紧缩后方，充实前方”，物资供应亦是“先军需后市场”。例如，中共山东省委规定秋收凡达到往年亩产量6成的农户，即须缴纳全额公粮；如果实在歉收需要减免的，必须由区、专署、行署、省各级严格控制批准权。[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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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价高涨的时候，中共还成功地把自己的金融危机转嫁给了国民党统治区。华北共产党的金融干部将储备的大量法币投放到国统区，并购回物资囤积。东北则发行数额巨大的流通券，“每天大量入关，到了天津兑换成法币，五月份天津兑换法币有六万亿，六月份为十二万亿以上。这些南流的游资以现钞计算，平均每日超过一万亿的数字……一部分流入上海投机市场，囤积货物”。[80]除了流通券，流通的还有“代金”，被大量运往热河，“同国民党那边交易，交换物资的时候当作外汇使用……主要就是布匹、日用品的交换”。[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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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统区发行金圆券的时候，中共进行了抵制，拒兑一切新旧币，严禁银元出口，实行黄金统销，尽量降低了对自己独立金融体系的影响。[82]与此同时，各军区也不得不控制各自的货币发行量。以山东为例，1948年财政收入3400亿元北海币，支出高达5600亿元，亏空2200亿元，“主要支付［华东］西兵团、苏北兵团及战费之用”，“虽集中全部印钞机日夜生产，尚无法应付”，即便“将票面以一千元改至两千元，全部生产能力尚无法满足每日要求”。[83]关外上半年东北局每月发行纸币已经高达2850亿元。[84]12月1日，中共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人民币，规定各区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比率分别为北海币、冀南币100∶1，晋察冀币200∶1（两个月前规定晋察冀币兑北海币还是10∶1），西北币1000∶1。陈云表示：“战争向全国范围开展，军费开支浩大，货币发行方针首先必须服从战争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因此要按物价每月上升百分之三十计算”。3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也已开始大量印刷面值为500元和1000元的纸币；6个月后，物价月涨幅超过30%；12个月后，人民币最大面额已涨到10000元。[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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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华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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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民党忙于选举和币改的时候，共产党继续军事攻势。经过两年的发展，中共武装至9月已有280万人的规模，称其消灭了几乎为自身规模的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270万余人，并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再消灭430万人，扩军至500万，“全部地完全地打倒国民党，并使我们能够统治全中国”。因此，各野战军分配任务，计划在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东北及华北第二、三兵团消灭36个旅，华北野战军消灭40个旅，华北第一兵团消灭14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部消灭14个旅，彭德怀部消灭12个旅。[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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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国民党军被逼迫在南满少数几个大城市周围，共产党几乎控制了大半区域，并有意将其建设成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1948年春，中共将控制区内北满、辽东、辽南、大连原有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开始有组织地兴建自己的军事工业。以东北局军工部为领导，下辖9个办事处，分工如下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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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办事处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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