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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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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直没有放弃在媒体中对美国的指责，并在第七舰队中立台湾海峡之后，在大陆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抗美援朝”运动。从7月10日起，北京开始系统反美。首先借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反美会）的名义领导机构，7月14日发出自17日起在全国广大地区（筹备不及的地方可改为23日起）开展反对美国侵略运动周的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建立相应的反美分会，充分准备宣传人员和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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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员各方面的人力，通过报纸、杂志、广播、墙报、绘画、戏剧、电影、歌曲、展览、演讲等各种形式，来做有力的宣传，并广泛地张贴朝鲜人民军胜利战报及朝鲜战争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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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农村可分别举行大会。各大城市可举行市民大会或有代表性的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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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员学生青年进行街头宣传和农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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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员城市家庭妇女分区集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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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工商界应参加宣传工作，在各商店门口可贴置适当的宣传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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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7月，中共体系在大陆已有相当的发展，在东北、华北的组织结构日臻完善，在其他地方也逐渐建立起来。1950年10月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报告，180余万工人（占华东工人总数59%）已被组织起来，“各地农民协会已普遍自上而下建立和自下而上充实起来……会员已达一千三百万以上”。中南局邓子恢报告，城市“多数企业都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和管理委员会制度”，农村在实行“退租退押运动”的同时组织农协，已有会员2500万人。彭德怀尚负责西北工作时说：“在广大新区，首先自上而下建立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接着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以宣传贯彻政策，“特别是培养提拔了各地区及各民族的干部约四万余人，这样加强了人民政府结合广大群众……并有分别地有步骤地举行了反对恶霸、减租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进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取缔保甲，代之以区、乡政权。西南邓小平也表示“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众已有初步地组织起来，这些群众组织在协助人民政府各种工作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4]由此，城市以工会为依托，农村则普遍建立农会，辅以各种带有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大批青年被培养成为工、农会干部以及党、团员，成为组织和宣传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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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纸和广播在中国民众中的宣传能力是有限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邮局发行的中文日报共有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77家，每期价格在250-1000元人民币不等，多数在500元左右（相当于1美分）。[205]即便如此，受经济和知识能力的影响，读报者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少的。连《人民日报》都宣称，“绝大部分群众都是文盲，只有干部才能看懂报纸”。[206]而广播的收听更是一种特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组织的。截至1950年9月7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联系的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共471家，分布23个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西安、汉口、重庆等市；其中有些单位还代表其他机关团体，例如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就代表了数十个机构。各单位指定专人作为“广播收音员”，收音员须按照当地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的收音员条例规定进行登记、培训，从而取得收音员的资格和能力。东北在建设广播收音网方面发展较早，以松江省省台哈尔滨人民台接受的收音员为例，截至1950年7月初为200名。当时全国有地方电台在50个左右。听众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委机关干部，其次是政府和解放军部队机关干部，也有一部分学生和少数教授、教员等”。除了组织收听以外，还有少量的自由收听者，身份一般是城市知识阶层，其中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过联系的有学生、教师、医生、文化馆员、家庭妇女及疗养院的病人等。[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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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大量各种会议、集会就被组织起来，以动员群众。会议按照党团、机关、单位、居民组织系统开展，按内容可分为职工代表会、读报会、时事讨论会、诉苦控诉会等。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会还配合地方通讯社、报社，组织“读报组”，同时“与消灭文盲运动相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始广泛组织”，使报纸的宣传达于群众。[208]在农村以农会为依托广泛建立冬校、夜校，教育农民。集会主要指大规模的游行和控诉会，有时两者兼有，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此类集会一般是由各阶层、各地区民众以机关或居民组织为单位，由党、工农会直接领导，由公安机关组织配合的全民参与的活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国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集会不计其数，人数由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游行队伍除了由骨干分子带领群众喊口号外，还伴有各种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文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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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五年前和平反战的口号和上一年苏联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余波，中共在百姓中发起反美的和平签名运动。7月初，郭沫若发表题为《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到和平签名运动》的讲话，以为先声。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事后的总结报告指出：“通过和平签名运动，广泛宣传美国假手南朝鲜傀儡李承晚侵略北朝鲜，拿出杜勒斯在战壕等的照片说明是美国妄图霸占世界的既定政策中的一个步骤……”[209]全国和平签名运动到仲夏时节达到一个小高潮，据称截至6月中下旬已有2700余万人签名，到7月上中旬发展到近4400万。[210]这个热身运动，“更为重要的是使广大无组织群众也开始组织起来。”《人民日报》借用北京二区二龙街积极分子、51岁高玉泉大妈的话说：“签一个名，就等于一个子弹，我们用它来打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211]10月27日，最后一次公布全国和平签名人数是204489172名（包括《人民日报》收到签名642345名及香港33800名），超过了较早提出的“争取两万万人参加签名”的目标。[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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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反美渐入高潮。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要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即所谓的“三视”教育），各地应立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11月5日《人民日报》出台了“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通过罗列大量资料以证明美国的三个特点：对中国负有血海深仇、极端腐朽反动堕落和“纸老虎”；表明“亲美的主张是反动的，崇美、恐美的想法也都是错误的”；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仇视、鄙视、蔑视美国。[213]由此，中共正式将反美定为公民资格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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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形象被描绘成野兽。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支持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的社论，进行抗美援朝动员：“胜利是必然的：在你们的前面只是一群数目有限士气不高的野兽，在你们的后面却是为祖国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的几万万英勇的正义的人民！”《光明日报》刊登了沙鸥的诗《亚洲人民的死敌》，直斥美国“狼狗的血嘴，在汪汪汪地，吵闹什么呢”。[214]11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回顾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侵略，宣布了管制美国在华财产之命令，同时刊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打败美帝野心狼》词曲。全词总共42个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215]结构均衡对称，用词通俗易懂，对比“中国好儿女”和“美帝野心狼”两个不同形象，是非黑白，高下立判。谱曲又采用进行曲式，4/2拍节奏清晰，朗朗上口，在民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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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极力丑化美国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是打消民众崇美思想的重要途径。主流媒体不断出现文艺界对美国电影、小说，乃至“爵士乐”的批判。《文汇报》撰文表示“马歇尔计划、好莱坞电影和可口可乐饮料，是美国奴役世界人民的三样重要武器”。[216]而对于美国政府的宣传广播“美国之音”，1950年12月，先由燕京大学（著名教会大学）教职员召开座谈会，讨论“美国之音”的危害性，并致函政务院，建议取缔收听。随后各地学校开展揭露批判“美国之音”欺骗宣传的活动，说“美国之音”是美帝国主义鼓动战争的喇叭筒。[217]北京大学民主墙上贴满了反美的漫画和“大字报”。[218]学生大多热情很高，容易鼓动，而且“控诉会起作用很大”。如在北京育英中学高二三班控诉会上，一学生站起来检讨自己过去受美国毒太深，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唯武器论，从来也不知道美国是帝国主义，那样残暴无耻，并把手指咬破，签名上书毛主席表决心，回到宿舍后就把收听“美国之音”的收音机摔破了；另一学生当时就把身上美国流行的衣裤都脱了下来，发誓不穿了。[219]以至于“美国电影在影院从业员和群众的抵制下绝迹，收听《美国之音》造谣广播，在群众中成为一件不可告人的可耻事情”。[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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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鬼子”形象解决了反美必要性的问题。针对有人认为“朝鲜离咱几千里，他打他的，管咱什么事”“为什么苏联还不出兵”；“朝鲜战争和中国有啥关系”；“美国目前还不愿得罪中国，如果中国不动，美国可能放松台湾并让我们进联合国”[221]等问题；中共感到宣传“唇亡齿寒”等道理已经不足以鼓动全体国民来支持朝鲜战争。于是，灌输仇恨意识成了动员民众的最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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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人民日报》指出：“通过会议诉苦和控诉美帝迫害的会议形式，能够激起广大人民对美帝的仇视”。[222]全国城乡普遍掀起了诉苦高潮，中共成功地将人民对于过去生活的苦痛和不满引导到对美国的仇恨上去。事后北京市总工会在总结运动经验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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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时事学习到一定程度，职工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可用诉苦方式……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但需事先很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诉苦开始时，一般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民党的多，诉别人的多，诉自己的少，逐渐的联系到自己和帝国主义。最后工人就提出：“黄狗黑狗都是狗，这些狗都是咬人的”。经过了诉苦，一般职工中崇美思想均得到肃清……诉苦会结束时，领导上总结苦的来源，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在抗美援朝中应起的作用，这样才能化悲愤为力量。[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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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总结说：“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时，必须：一、明显地联系到美帝的可恶，并结合美帝在朝鲜的残暴罪行及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中朝战士的迎头痛击后的卑怯、胆小，使群众彻底认识美帝的阴险、残暴和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质。”[224]另外，工会还采用大报告结合小组讨论、建立报告宣传员、读报讨论、办黑板报、收听广播、放映电影等形式（后两种限有条件的地方），加强工人受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广西宾阳县培养典型进行诉苦宣传时，把控诉日、蒋、桂系和土匪的种种劣行与美帝相联系。[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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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宣传的重点和难点是：“启发农民回忆控诉日蒋统治时切身经历过的灾祸，与今天的好日子相对比，激发农民仇恨日蒋，引导到仇美”。[226]因为农民普遍对美国没什么印象，多认为“仇美不如仇日”。于是有的宣传队就把日本的“三光政策”引申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也实行“新三光政策”，使农民意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当宣传美国武装日本时，说“美国是日本鬼子的后台老板，现在又在摆弄小日本想回来欺侮咱”，并结合生动的表演，例如农民听不懂什么叫“武装”，于是就“演出美国兵把战刀交给日本兵，老乡一看就明白了”。刚开始组织控诉的时候，一些农民有顾虑，认为“苦日子过去了，甭再提它”；“诉了又有什么劲，反被别人笑话”；“自己的命不好，没啥说的”。于是进行教育：“一个人的苦，苦在心里，大家恨就拧成一股劲”；“不见伤，不掉泪；不掉泪，不狠心”；“说给毛主席听，会给咱作主”。[227]农民的情绪就给调动起来了，并意识到要打倒这些反动派必须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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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体还反复挖掘一些典型事件使“美国鬼子”与中国人民的“血海深仇”之间普遍建立了联系。例如《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刊登了《咱们一定要给王恩弟报仇——北京铁路工人对美帝的憎恨》一文，首先展现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一个身穿黄背心白小褂的青年工人，凄惨地卧在火车轨道旁边。他的头和身体已经分开了。”描绘之后加以定性：“这是美帝国主义惨杀咱们工人的永远忘不了的罪证。”接着用几个特写镜头，追述了1946年9月3日北京西站三个美国兵，为了表演枪法取乐，残忍地射杀二十来岁的调车夫王恩弟的过程：“美国兵站在西站门口的汽油桶上……以王恩弟的头作为枪靶子”，“脑浆迸溅到火车头上。王恩弟斜倒在车底下，又被车轮轧断了头”，“美国兵哈哈大笑”。文章又附了几则美国兵没有人性，侮辱妇女、毒打工人甚至孩童的“回忆”，强调铁路工人“想起当年被压迫的情景，每个人的心里都烧起愤怒的火焰”。然后笔锋一转，结合时势写道：“现在，杀死王恩弟的美国野兽正向我国边疆前进。”随即作者报道了铁路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积极热情地向旅客做宣传的事迹，点明了主题。[228]全文1000多字，出现“仇”字3次（其中两次为“报仇”），“恨”字两次，同类意象的“愤”“惨”字6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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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经常报道一些充满鼓动性的控诉会情况。如12月12日报道：河北滦县简师举行座谈会上，女生邢瑞兰哭诉了她父亲被“美国所武装起来的蒋匪军”杀害的经过，并愤怒地说：“美帝帮助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杀害了我父亲，现在我要报仇，我要参加志愿军……”马上激起了大家对美帝的仇视，“当场就有四十二名同学志愿入伍，掀起了全校反美的怒潮”。[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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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电台在一段时期内每日18时起播送“抗美援朝”广播会节目，至23时半结束，以“美国水兵打死臧大咬子”、[230]“报告沈崇事件真相”、“美国之音的要害”、“一块血手帕”等四个控诉，及金陵女大、金大反美爱国呼吁代表团关于美国教授侮辱中国人民的控诉作为广播会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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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还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把“美国的罪恶”告知民众。北京西河大鼓艺人蔡连贵在表演当中向观众追述道：1946年夏，艺人们由唐山到山海关去演唱，刚到山海关车站，一个美国兵拦住了唱唐山大鼓的17岁女艺人刘莜舫，“无耻地调戏”，然后“强力连拉带抱地竟往检查室里走去了”，刘回来时痛哭不已，“以后就病倒，不到两个半月她就死了。”蔡连贵最后总结说：“这是血的仇恨！”[231]又如上海高桥区宣传时，志新国校演出了话剧《国恨家仇》，内容主要是一个郊区居民年青孀妇林珍（其父为日本抓走致死，其夫为美帝汽车撞死）在工厂内拒绝了工头（反动爪牙）调戏而被厂方无理开除而失业，马路上又遭美国水兵强奸，在受到统治者压迫和蹂躏的气愤下，看看两个孩子和婆妈忍饥受饿就悬梁自缢，在快将气绝时，婆妈惊醒救了她，婆媳两个一边哭一边控诉亲身遭受的蒋美暴行。观众将其作为真实事件，颇受感动。工作总结中记道：“在这时，很多群众都愤恨得流下眼泪……哭红了眼睛，有的说：‘哭什么，我们应该替林珍报仇。’镇北村妇女顾彩娟看过说：‘美国同日本一样的是侵略中国的国家，是我们的仇人’。”二十八工农校学生王洪兴看了戏以后回到学校便发动全体同学捐献子弹。[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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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就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反美的同时，台湾政坛亦开始暗自反美。到台湾后的这段时间，蒋中正一直在反思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此时已是63岁的他，认定三年前结束训政也是党国灭亡的罪魁祸首。他把民主选举视为“奇耻大辱”。[233]他认为美国军事顾问着重战术和技术，而忽略精神的力量，使得国民党军官沾染了“他们个人自由主义和优厚享受的心理”，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因此邀请前日军将领来台教授“誓死达成任务的精神”。[234]最终蒋得出的结论是要借用共产党的组织制度来强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由党组织来决定一切：“国民党将通过社会实施政治领导；一切决定须经党的组织程序做出”。[235]诚如毛泽东以暴力的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暴力的反革命一样，蒋中正又欲以俄式改革去战胜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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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复又采取一系列手段，强化他父子对党及党对社会的统治。他感到自己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立法院”竟然否决了蒋提出的一项提案，认为将所谓“完全紧急权力”赋予“行政院”违宪，这是前所未有的。蒋中正恼羞成怒，指责控制“立法院”的CC派“扯谎、耍诡计”，随即进行清党，解散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会，增设中央改造和评议两委员会，清除了宋、孔、陈三家的势力，积极扶植自己的儿子日后继承大统。不惑之年的蒋经国被委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掌握党的秘密警察和军队的崇高权力。父子两人共同圈定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名单，确保了党机器对蒋经国的支持。随后，父亲本人又亲自修改党章，使得自己总裁的范围比以往更大。改造委员会成为蒋家的执行机构，而评议委员会则成了垂询部门和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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