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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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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去世时,孙文曾撰写了一副极沉雄严凝的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现在,制定宪法的时间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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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底,制宪启动。根据国会组织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出30位议员,经过激烈的竞争,选出国民党33名,进步党18名,共和党8名和超然社1名;另有参、众两院候补委员各15人,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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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晴不定、风云变幻的夏季来临了。7月10日,委员会在参议院开第一次预备会议。7月12日在众议院开成立大会。7月19日选举国民党籍的江西人汤漪为委员长。接下来就找办公场所,北海团城、颐和园、三贝子花园和天坛,都是备选地点。经过实地调查,最后认为天坛祈年殿最合适,大殿可做会场,两旁偏殿可供委员长和各位理事办公,委员们休息、用膳之处都是现成的,稍加修葺,半个月后即可进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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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天坛以前是皇帝郊祀祭天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年间,殿阁巍峨,气象矞皇。古木千章,三伏无暑。任何人到此,都不禁屏息静气,放轻脚步,一种与苍天对话的庄严肃穆感觉,油然而生。宪法的神圣,实可与苍天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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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的政治空气,与“宋案”前相比,已是物换星移,今非昔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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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以后,国民党在国会里的抗争,日趋激烈与极端,只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初是弹劾官员、否决政府议案,后来干脆不出席开会。袁世凯头痛不已,忍不住在《时报》上大发牢骚:“现在看透孙(文)、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国民党对此马上回应,说是袁“向国民党宣战之表示”,所以国民党不得不进行更激烈的“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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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忧心忡忡地说:“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捣乱……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但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内分两派:一为革命派,以原同盟会人为主;一为法律派,以原非同盟会人为主。法律派主张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力争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席位,但革命派则想方设法阻止委员会开会。祈年殿刚刚布置妥当,同盟会出身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便让人剪电线、拆灯泡,使其不能正常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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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之外,孙文更号召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积极响应。三督联手,声威震动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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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北京、上海一带,有一个名为“锄奸团”的暗杀组织,十分活跃,主持人除了陈其美之外,还包括林森、叶夏声等国会议员。1913年5月24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暗杀,据猜测,凶手就是“锄奸团”成员。国民党希望激起事端,但政府却不动声色,以致进步党议员在国会质问政府:“此案(指徐宝山案)发生前,南方各处私运军械,擅调军队,纷纷见诸事实,政府何以置若罔闻?”袁世凯沉得住气,任你质询,一概留中不发,他在等着国民党的下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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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动作,层出不穷,暗杀和破坏活动,遍地开花。河南省城火药局爆炸,死23人;湖北宁军第一师师长被杀;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被乱刀砍死;上海制造局受到围攻,军械被抢劫;各地破获铁血团、讨贼团等组织,不一而足,全部是国民党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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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北京一城,政府就破获了七十多个暗杀机关,均与一个名为“血光团”的暗杀组织有关,这个组织专门针对总统和政府官员,成员据称有五百多人,国民党参议员谢持是其领导者之一,黄兴是总指挥。谢持与宋教仁原来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现金和爆炸品,从上海到北京,部署暗杀袁世凯。但周到京后,即向政府举报,5月17日,京畿军政执法处拘捕谢持,从他家中搜出一堆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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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抗议,声称不能随意逮捕议员,要求政府放人。政府方面说,这是司法问题,政府不负责,亦无答复的义务。参议院致函军政执法处,称议会是立法机关,重要人物应特别保护。军政执法处把谢持放了出来,要求他在京听候传质。但谢持一出樊笼,马上逃离北京,躲进了天津的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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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出席众议院时,议员们还在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要违法逮捕谢持议员,段祺瑞毕竟没有袁世凯的修为,脱口而出回答:“谢是血光团的财务部长。”议员马上群起反问:“你说他任此职有什么证据?如果有人说段总理是血光团财务部长,你也承认吗?今日政府处处皆违法,四万万人皆不得安宁,是皆政府违法使然,谁负其责?”把段祺瑞问得脸色铁青,不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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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把挑战升级,胡汉民以一省长官的身份,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通电:“粤省兵尚充实,械亦精利,军心团结。谁为祸首,颠覆共和,当与国民共弃之。”这是以武力挑战中央。袁世凯像一只猎豹,耐心地等候着猎物露出破绽,以便作出致命一击。现在,他可以松一口气了,胡汉民的通电,给了北方出师的理由,他终于可以调兵遣将,挥军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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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反对中央,一是宋案,二是大借款案。除此之外,还有中俄蒙协约事件,虽然不是国民党与政府冲突的焦点,但发生在敏感时间,亦掀起轩然大波。事起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人怂恿下,宣布独立。1912年11月,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国内舆论当然同声反对,但1913年5月,中国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协约六款》,承认《俄蒙协约》。汤化龙痛斥这是“失主权,丧国土”,国民党也强烈反对,把它作为攻击政府卖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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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案还在调查阶段,没有结论;大借款案也只是手续不全,并非不可救药的死症。就算两案都被国民党说中,宋教仁确实是政府官员买凶暗杀的,大借款案确实是政府有意绕开国会违了法,是否就构成武装割据、发动内战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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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造,都存心要突破法律,只不过袁更深谋远虑,要把“开第一枪”的责任留给国民党。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而以陈炯明为都督,李烈钧、柏文蔚也被免职。7月5日,北洋军队开往江西。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南北之间,顿时火星四溅,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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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主要是原同盟会人士)给社会的印象,派性鲜明,攻击性超强。7月,袁世凯让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阁,熊希龄虽然是湖南人,吃辣椒长大,但也自认无力应付南方的革命党人,他向袁世凯一再表示:“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但梁启超认为这是推动政党政治的一个机会,可以建立政府与政党之间的互动性,为政治结构增添弹性幅度,所以他力劝熊希龄出任,而熊则以仔肩至重,不能独任为辞,邀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合力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慨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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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湖口事件,参议院议长张继弃职南下,通电劝告全体议员,从速迁出北京,参加讨袁。省议会联合会也通电欢迎议员“克日南迁,择地开议,俾伸国法,而维大局”。少了国民党议员的狙击,熊希龄内阁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时人挖苦这个内阁好像“偷关漏税,秘密输入的货品”。它生不逢时,无一政绩可纪,成了专为政府征讨南方与解散国会背书的橡皮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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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成立前夜,邹鲁得到张耀曾通知,军警要来捕人,赶紧邀几位朋友来家打牌作为掩护,一圈没打到南风,便借故从牌桌上溜走,买了一张去天津的三等火车票,混在人丛之中,仓皇逃出北京。7月22日晚,军政执法处到邹鲁经常出入的地方搜捕,一无所获。当此时邹鲁已经从上海返回广东,协助陈炯明起兵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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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相继通电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陈其美也在上海起兵围攻江南制造局。7月26日的外国报纸描写上海的悲惨景况:“上海市内一片狼藉。城郊大火冲天,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难民露宿街头。黄浦江边大饭店的顶层花园,挤满了观看交战的外国人。”蚁民何辜,昨天还把宋案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天竟遭炮火摧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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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恒言,“二次革命”是因宋案而起,然溯流徂源,洵因孙文让位于袁世凯而起,即使没有宋案,大借款案、库伦问题、内阁问题,无一不可以成为导火索,这场仗迟早是要打的,因为根子在总统让位这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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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宪法起草委员们正在天坛祈年殿内,正襟危坐,听汤漪作冠冕堂皇的讲话:“制定宪法本为一种非常尊重的立法手续,今日在此开会,观此建筑,其规模既极宏大,而基础亦属坚固,即此现象上,可预祝将来能制定一种巩固完善之宪法,使国家立于巩固之地位。”他的声音在大殿的圆穹下发出嗡嗡的回响,与千里之外车辚辚、马萧萧之声,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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