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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宣不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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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旋即宣布中立。8月,日本军队在德国的租借地青岛登陆,对那里的德国人发动进攻。当时担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提议,中国应加入协约国的战团,但当时袁世凯不同意。1917年2月,美国放弃中立,咨请中国对德国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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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追随美国对德国绝交、宣战,在总统府和内阁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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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外交总长伍廷芳提议,中国应与美国一致行动,美国对德绝交,我亦应绝交;美国对德宣战,我亦应宣战。否则,中国将陷于孤立,将来在和会上必被排斥于局外,受人支配。段祺瑞十分赞成,经讨论决定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由外交部备文向德国抗议;第二步,绝交;第三步,绝交后即讨论宣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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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段祺瑞偕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向黎元洪陈述阁议经过。讵料黎元洪对段祺瑞这么热心绝交、宣战,疑虑丛生,担心北洋军队以此为借口,扩充军力,对付南方,又搅出一天星斗。他对段祺瑞说:“伍秩老(廷芳)是外交行家,所有见解,当然不错,我极端赞成。但只是绝交一事须由国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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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规定,只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须经国会批准,绝交不是宣战,可以不通过国会。但段祺瑞大大方方地说,给国会讨论讨论也没什么坏处,“总统主张交议,当尊崇总统意见。且两院不明晰外交,交议亦可促其注意”。他相信只要国会同意,总统就没理由反对了。然而,画蛇添足,却平添了无限风波,也为自己平添了无限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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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参、众两院各自召开秘密会议,阁员全体出席,专门讨论对德绝交、宣战问题。但几经研讨,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据邹鲁回忆:“对于这个问题,不但政府与国会的意见不一致,各党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就是本党同志,意见亦未能相同。总理(孙文)特电召我到上海去,面示我主张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并吩咐我回京之后,转告本党议员,支持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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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员钟伯毅特别指出:“孙中山初未尝反对(参战),此点常为坊间史籍所忽略。此后段(祺瑞)方坚决主战,国民党方面乃转而反对宣战,部分议员且图联黎制段。”再次证明,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一切外交,都是内斗的外延,恒为解决国内问题,或转移对国内问题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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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反对参战,是为了与皖系斗争。他警告说,中国民智未开,宣战会引起盲目排外,造成另一次义和拳之乱。在中国,“民智未开”是一帖永不过期的万应如意膏,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往上贴。后来的事实证明,义和拳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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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折冲,两派议员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对德绝交,但宣战则要慎重。3月4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入府,请总统在对德绝交书上盖印。黎元洪忽然反悔了,拒绝盖印。原因是他发现1月20日,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协理任凤苞和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代表签订借款条约,款额为日金500万元,期限3年,实足交款,年息7厘半,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及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为担保。这笔借款用于建立参战军。这似乎证实了他的担心:段祺瑞以参战为名,对付南方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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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那个人,最看不得别人脸色,被黎元洪当面拒绝,不啻抽他耳光,当晚便乘火车去了天津;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范源濂也向政府请假。这是内阁以搁车办法和总统府对抗。黎元洪很快就妥协了,在对德绝交书上盖了印,并派人把段祺瑞劝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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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一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所载五百多名中国劳工,全部葬身鱼腹。这一悲惨事件,为中国与德国绝交,提供了十分正当的理由。3月10日下午,国会开会讨论,段祺瑞和全体阁员出席,说明理由,众议院投票表决,以331票对87票通过;翌日参议院投票,亦以159票对35票通过了绝交案。3月14日,总统宣告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即宣布接管天津、汉口两地的德国租界,成立特别临时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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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惊涛骇浪,忽然风收云散。讵料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另一个恶浪又迎面扑来。4月11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段祺瑞提出要追随美国之后,对德宣战。这回黎元洪死活不干了,斩钉截铁地说:绝交是最后一步,宣战万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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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与内阁的权限,在这里打架了。根据约法,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普天之下,大凡内阁制的国家,总统都是临朝不理政,地位超然,近乎荣誉职衔,如果国会真的通过了宣战案,总统根本无权推翻。但中国的政制设计,本身有许多不合理之处,通常内阁制国家的总理,应该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但中国却不是,结果内阁夹在总统府与国会之间,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喝。以段祺瑞的脾气,忍一天都嫌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当时政坛的诡异空气,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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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既宣战,吾国亦箭在弦上。此时府与院、院与部、政府与国会,无处不是荆棘。参战意义本极重大,无奈各方面都离开正文而别寻途径。段以参战为对外政策,且有决心,而且此案发生后,无论亲日派非亲日派,日日奔走交民巷,说得斩钉截铁一般,事实上亦有不能中止之势。府方初则唯唯否否,至此乃为露骨之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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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这边刚表态,段祺瑞那边已经电召安徽省长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等武人入京开会,共商参战事宜。本来道理在段祺瑞这边,但他召集督军团干政,有理也变成无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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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北京城,乍暖还寒,让人捉摸不透。宣战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国会的态度,尤其敏感。在两院当中,国民党议员因接到孙文的指示,基本上都持反对态度,马君武喜欢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中国还没有一条很好的马路,谈得上对外宣战吗?”反对的理由,不外乎是说中国当务之急,是整理内政,励精图治,以此提高国际地位,而不是假借名义,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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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德宣战,成为国会的矛盾焦点,也成了黎元洪与段祺瑞战端的导火索。1917年10月10日,段祺瑞及各国使节在南宛检阅赴欧洲参战军,图为参加大阅兵的部队开出北京新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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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国没有占中国的领土,没有青岛问题,没有天津、汉口等德国租界问题,这种意见,倒也不无道理。中国确实无须为万里之外的欧战瞎操心,但现在不是这样,德国占了中国那么多地方,这场战争,与中国就有切身利害关系了,岂能完全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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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深一层,中国参战,在客观上还有另一层现实意义,即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不是十七年前那个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国家了,中国愿意融入现代国际社会,愿意遵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梁启超说:“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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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国若想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现在就要参战。在他的影响下,研究系议员支持参战。3月间,梁启超向记者乐观表示:“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既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张国淦每天周旋于议员中间做说客,他也乐观估计,宣战案可获通过,因为“国会方面,于外交素少专门之研究,故无一定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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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淦说错了,议员中不乏研究外交的专家,汤化龙就在陆军大学里讲授外交史课程。据陆大学员万耀煌回忆,当府院之争白热化时,有一天上课,汤化龙先后去接了四次电话,都是段祺瑞打来的,汤最后一次接电话回来对学员们说:“本来不应该对人讲的,因为这是国家的秘密,但陆大就是守秘密的地方。告诉你们也无妨,国务院正在研究欧战的问题,以后电话再来,我不接了。”万耀煌感叹:“可见他把讲课看得多么重要。”但也反映出当时各方面游说议员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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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主战派数月酝酿以及与各方接洽,不少议员已表态支持。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张国淦说:“这是审查会,并未表示反对,政府应当等待它的决议。”不过,主战派却不放心,想把火烧得更旺,审查会还没开,便动员了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学界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北京学界请愿团”等五花八门的旗号,向国会请愿,要求马上通过宣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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