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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干案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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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重开，黎元洪复职，在政坛上激起了一波更汹涌的浪潮。1922年9月由国际法学界知名学者王宠惠博士组阁，保定曹锟和洛阳吴佩孚两家的矛盾，由里及表公开化了。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追随者；王宠惠本人也站在洛阳（吴佩孚）方面。津保（曹锟、曹锐）方面的代言人，只有一个农商总长高凌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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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内心莹澈，深知黎元洪是一个过渡总统，是因徐世昌突然下台，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用来撑一下场的。黎元洪的总统任期问题，张绍曾虽然作了法律解释，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依然有许多漏洞，必然会遭到议员炮轰。他认为，能够接替黎元洪做下届总统的，环顾政坛，段祺瑞，徐世昌、张作霖、孙文都不行了，只有曹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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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也“一金椎下去”，选择了支持曹锟，他相信这是为政局解套的唯一办法。对于目前内阁被吴佩孚控制的局面，必须改变，至少使保定方面多一点话语权。吴景濂放出风，总统把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讨论时，他们将会否决孙丹林和高恩洪两位总长。按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观察，“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他说，政界人士都知道国会与保定有这样一个谅解：“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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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吓得不敢把名单提交。黎元洪也清楚，曹锟垂涎于总统宝座，国会倒阁，就是为曹锟铺路。内阁一垮，黎元洪的总统也就干不下去了。因此，他无论如何要保住内阁，实在顶不住，就找吴佩孚，因为吴佩孚是反对曹锟当选总统的。在顾维钧看来，吴佩孚平时强调宪政，却不太喜欢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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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一直催促黎元洪向国会提交内阁名单，黎元洪支吾其辞，就是不交，双方形成了僵局。顾维钧说：“国会想方设法挑政府的毛病，他们屡次要求总统命令总理亲自出席国会接受质询，但王（宠惠）博士从没去过国会。”王宠惠既不愿意，也不太敢面对议员，尤其是他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面对吴景濂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质问时，会觉得非常痛苦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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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实行这“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不理睬国会，本身确实是违法的，给了国会攻击内阁的把柄。顾维钧劝王宠惠，如果实在通不过名单，吴佩孚又不肯换人，那么内阁就应该毅然辞职，“你不能总是待着不动，拒绝作出任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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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国会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式。黎元洪和全体阁员到会致贺，竟然发生了一幕令人痛心的闹剧。当时吴景濂正准备致开幕词，国民党籍议员邹鲁突然起立质问议长：“坐在总统席上的是不是黎元洪?”吴景濂说：“是的，是黎大总统。”邹鲁厉声说：“黎元洪解散国会，就是背叛民国，当然失了大总统的资格。今天哪能准许他坐在大总统席上?赶他出去!”另一名国民党籍议员彭养光也高声叫骂：“法律问题没有解决，议长何能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首先就不统一，吴景濂醉心权力不能逃罪，黎元洪也应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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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厅之上，一呼百应。“南沟沿六十四号”（以聚会之所的门牌为名称的议员小团体）的民八议员凌毅厉声质问：“黎元洪只是平民，凭什么资格出席国会?”焦易堂（也是国民党籍议员）咆哮：“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贺词!”“后孙公园十一号”的郑江灏指着王宠惠说：“我认得王宠惠，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坐在国务总理的位子上?”邹鲁揎拳捋袖，大步朝台上奔去，谢持高声附和，也随其后。会场顿时大乱，其他议员赶紧拦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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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场面失控，王宠惠也不致辞了，大家匆匆在会议厅厅门外列坐照相，讵料郑江灏还不罢休，跑到王宠惠面前，唾沫横飞地大骂内阁是“私生子内阁”，甚至把王宠惠从座位上推开，不准他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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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得最凶的，都是民八议员和国民党籍议员，他们是奉旨捣乱，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像孙行者钻进妖精的肚里，整垮国会。在整垮国会之前，先帮吴景濂整垮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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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在外交部大楼设了一个宴会，把内阁成员与国会领袖都邀请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开诚布公，把酒言欢。据他描述宴会现场：“在宴席上，王宠惠博士坐在我对面，我的右侧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左侧是吴景濂。吴一见到王宠惠，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神色。”顾维钧正想说点轻松的话题缓和气氛，吴景濂却当着四十多位宾客的面，直截了当问王宠惠：“你是总理吗?你是什么总理?你对宪法有丝毫尊重吗?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几句话，闻其声如见其人，吴景濂的倨侮跋扈之态活脱脱地展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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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很同情王宠惠：“王博士毕竟是总理，他得维护自己的尊严。”王宠惠立马反问：“难道你就是国会?”吴景濂听了，竟拍案大骂“混账”，吼道：“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可怜王宠惠满腹法律学问，面对气势汹汹的东北虎，竟半点施展不出来，只能讷讷地说一声：“议长怎么可以说出下流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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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顾维钧已强烈地感觉到，“北京笼罩着一种政治气氛，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事件来加剧内阁与国会的冲突”。11月17日下午，吴景濂和六位议员登门拜访了张绍曾，建议由他来组阁，但条件是增加保定方面的阁员位子。张绍曾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当晚，吴景濂在小麻线胡同自己家中召集了六十多名议员开会，提出解决僵局的方案——推倒王宠惠内阁，由张绍曾组阁，这一方案得到议员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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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宠惠内阁背后的支持者是吴佩孚，要推倒它，必须师出有名。于是，一宗不为人关注的奥国借款案，突然在这时爆了出来，像在政坛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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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和德奥奸商签订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的无效债票作变相的补偿，没有提交国务会议通过。而奸商则从华义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张，其中8万英镑是给财政部的，8.5万英镑是给个人的，构成重大的贪污渎职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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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内阁成员和京畿卫戍司令、京师警察总监、宪兵司令在海军俱乐部聚会。当晚，聚会散了以后，罗文干回到在南长街的家中，便被守在门口的警察带走。当时罗文干问警察：“拘票在哪里?”警察出示总统手谕，罗文干厉声说：“手谕不是拘票，总统无权拘我!”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强架上车，送入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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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拥有牛津大学法律硕士学位。民国肇创，即在法律界服务，是全国公认的法律权威，做官奉公守法，清廉如水，有“末世君子”的风范。他和王宠惠都在蔡元培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署了名，如今却遇上最严重的法律问题，蒙上贪污的恶名，对他而言，不啻是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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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司法总长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逮捕阁员，事件非同小可。始作俑者，是吴景濂和张伯烈两位议长，他们向黎元洪举报，“财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迫黎元洪立下手谕，将罗文干送交地方检察厅。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倒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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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了解情况。王宠惠激动地说，如果总统下令逮捕阁员，请把他也一并送交法庭处理。黎元洪与卫戍司令王怀庆互相推诿，王说是总统下令抓罗文干的，黎说他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最后又转而指向吴景濂，说是吴曾经口头和书面建议逮捕罗文干。吴景濂辩解说，他只是把这件事报告总统，怎么处理要由总统来做的。几个人指李推张，互扯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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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打断了他们的争论：“如果没有特别命令，卫戍司令肯定无权逮捕。这个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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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当天京师地检开始审理此案。华义银行代理人出庭作证，声明此案发生问题的支票是酬劳费，跟罗文干无关。检察厅要求吴景濂、张伯烈到法院对质，但吴、张二人都抗传不到。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案子是总统交办的，总统府不是诉讼机关，议长也不是诉讼当事人，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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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英国和意大利公使致函外交部，声明展期合同并无手续上的不妥。至此，京师地方检察厅判定无效债票一说，不能成立。而8万英镑为对方按合同规定付给中国政府的，折合成华币约80万元，转给交通部50万元，余下作为行政日常开支。另3万英镑是付给安利洋行经理的手续费，5000英镑是付给安利洋行买办的手续费，并无进私人腰包。这份合同确实未经国务会议讨论，也没有请求总统和国会的同意，但财政部办理展期合同一向如此，也算有章可循。京师地检于当天无罪释放罗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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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国会在该案中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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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可是查办案尚未提交国会，议长有什么根据代表国会署名?如果是私人告发，就不应以议长的身份列名，并且盖用国会的印信，也不应向总统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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