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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菩萨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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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元宵节(3月2日,星期五)北京发生了一起警察殴打学生的事件。中国传统,元宵节这天,坊间都会举办赏灯活动。这天,北京也有提灯游行,不少市民都举着各式花灯,在街上欢度节日。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拿着自制的花灯,上面写着“打倒军阀”、“否认国会”、“反对政府”等口号,吸引了市民围观。维持秩序的警察认为,这些口号“妨碍治安”,抢夺学生的灯笼。双方发生争执,警察挥舞起警棍、皮带,把学生打得满地打滚,好几个学生受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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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中国,接下来将发生许许多多大事,足令述史者费尽笔墨。警察殴打学生,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若非几位国会议员说了话,它根本不会被人关注,更不用说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了。不过,3月12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十天以后,国会议员汤漪、章士钊、丁世峄联名向政府提出了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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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严正提出:“在约法重光之时,在京师首善之地,竟于四民同乐之辰,演此青年流血之剧,不胜遗憾。查世界各国无论何种政制,不能禁止人民不怀反抗之意,若反抗之程度止于言辞,言辞煽动之内容,不于国内立生暴动,政府例不干涉。”如今学生的言论,不过是表达意见,连“煽动”也够不上,完全是在言论自由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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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替学生辩护:“夫打倒军阀,已成社会上之习用名词,不仅为稍稍明理者之所常谈,抑或为政府中人之乐道。窃读2月6日大总统明令,痛斥军人干政,未始非若打倒军阀之极端,学生之言不何罪戾。”对于学生骂国会、骂政府,这几位议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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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国会年来不为社会所谅,其事甚明。本员忝居第一院末席,且以国会未能尽职,与同人交相克责,闻人否认,只有惊口,焉能成怒。若反对政府云中云,词更凌空,尤无成罪口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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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的发言,既为学生辩护,亦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军人干政,国会内讧,阁潮迭起,在这个年初,呈愈演愈烈之势。对于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当初为了捧他上台,张耀曾做过法律解释,但实际上并未解决,现在要赶他下台了,又拿这个做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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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议员指出,黎元洪的任期,根本不应该从1917年离职补起,而只能补足洪宪帝制期间的83天和张勋复辟的7天,也有人反驳说,总统任期应该从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旧约法失效算起,到1925年9月才满。两派意见,针尖对麦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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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樵、吴莲炬等议员在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称黎元洪本次复职,为补足洪宪改元迄袁氏死亡之日,其任期只有160日,现在已超过175日,应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先举新的大总统。议员在国会提出关于黎元洪任期的议案,多达二十几件,黎元洪的灾星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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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曹锟铺路,不仅黎元洪要下台,内阁也要下台。吴景濂在倒阁一事上,不遗余力,这固然因为吴景濂要为曹锟上台铺路,必须倒阁,据顾维钧的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吴景濂对张绍曾已感到失望,张曾经向吴许过几次愿,其中之一是张允诺任命吴的两个朋友为内阁阁员,后来都没有兑现”。坊间也有很多猜想,说吴景濂是想自己当国务总理。但国务总理比议长更风光吗?权力更大吗?抑或吴景濂对实现南北和平统一,有比别人更高明的办法?有许多利国利民的政纲,准备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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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内阁面对一件十分棘手的悬案,即举国瞩目的“金佛郎案”。事情起于1921年,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强硬提出:中国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由该国通行货币(法郎,旧译佛郎)改用金价计算,因此中国要损失关银6500余万两,中国当然不能同意。而法国则以中国若不承认金佛郎案,法国国会就不通过中法银行复业案,并请各国驻华公使团命令海关总税务司扣留关余、盐余,案子悬而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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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曾内阁时期,黄郛任外交总长,尝试与法国交涉金佛郎案,国会要求总理张绍曾和外长到国会接受质询。在内阁成员眼里,国会简直是龙潭虎穴,张、黄二人和王宠惠一样,都是避之则吉。“事情闹得越来越厉害。”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结果金佛郎争议变成了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议。最后导致了黄郛将军的辞职。我认为国会甚至是要求黄辞职,因为他无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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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总长的辞职,意味着一出倒阁大戏由国会打了头炮,正式擂鼓开幕。4月下旬,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人在北京组织军警官佐,以索饷为名,大闹总统府和内阁。冯玉祥在历史上,以倒戈出名,现在他要倒总统的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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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已山穷水尽,内债欠旧不还,国际信用不佳,已无通融余地。关余已指定为国内公债基金,全部被总税司扣下。目前所能争取的只有盐余一项,但国家支出激增,区区盐余,根本不敷应付,哪有余钱喂这些如狼似虎的军人。5月10日一早,冯玉祥、王怀庆在南苑开会,布置逼宫。紧接着,城里的交通突然断绝,到处布满了杀气腾腾的军队,政府再不给钱,军队就要暴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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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张绍曾辞职,躲到了天津。有报纸说他已精神错乱,在内阁会议上,口口声声“要念动真经请仙师赐我神斧斩尽群魔”。6月7日,京畿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倒阁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赶走总统了。一年前直系军人要徐世昌腾出总统府,现在要黎元洪腾出总统府,总统府好像他们的私家花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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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陆军检阅使署、卫戍司令部、第九师、第十三师、步军统领衙门、宪兵司令部、警察厅、军警督察处等十一个机关三百多人,佩刀入新华门,气势汹汹包围了总统府颐年堂,指名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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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年堂是总统的办公室,从前是皇帝设宴赏赐王公宗亲的地方。黎元洪一脸疲态,对军人们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众人叫嚷:“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总统做主,发还欠我们的军饷。”黎元洪无奈地回答:“现在无论如何,一两天内一定会有新内阁成立,我一定找出能够筹出四五百万元的财政总长。旧历五月三日,我一定有饷发给你们。你们尽可安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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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内阁却迟迟产不出来。黎元洪和吴景濂商议,可否让顾维钧出面组阁,但“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黎元洪被政客们玩得团团转。章士钊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吴景濂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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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之被围于东厂胡同也,日征景濂咨以大计,景濂或则不至,或则至而无言,座客惶急,不知所出,景濂仰卧沙发,鼾声微动,脑满肠肥,得未曾有,若预知政变之将何出而为态绝闲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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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一百多名军官化装成平民,在天安门前搭起讲台,摇旗呐喊,散发传单,召开所谓“万人国民大会”。演讲者轮流上台,滔滔不绝,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说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当引咎辞职。冯玉祥、王怀庆又出幺蛾子,向总统递交辞呈,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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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以愤懑的笔触,描述当时的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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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而10日午后,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闯入住宅,包围索饷。3时,复有自称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接踵围宅,将近千人,手执“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谕,均不见听,并推举代表军官二十余人,守索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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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任何人都难以承受。黎元洪作为一国总统,一年前才被人连哄带骗地出山,竟是为了今天受此奇耻大辱,内心不免充满着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愤懑之情。黎元洪不断在报纸发表通电,把京中的情形,不厌其详地对外公布,希望能博得外界同情,尤其希望吴佩孚为他说句公道话。但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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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起草委员、众议员刘楚湘,与吴景濂同属民宪同志会成员,在许多政策上,本应取一致立场。但他也看不下去了,跑去问吴景濂:“国会是国家法律主权机关。当兹政潮,危及国本,君领袖我辈,何不发一言,画一策?君纵不为黄陂(黎元洪)计,宁不为国家为国会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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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含糊其辞回答:“我不为黄陂帮忙,亦不为曹锟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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