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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散沙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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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也就是黎元洪离京当天，曹锟给王怀庆、冯玉祥等人发了一电，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国会，“国会为国家法律根本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保护国会，是为了要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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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吴景濂、王家襄约集了几十名议员，在众议院开谈话会，决定邀请军警当局到议院，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和保护两院议员。第二天国会再开会，报告称黎元洪已从天津来电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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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慈首先发言。他说，现在总统辞了，内阁垮了，“时局纠纷，至今已极，合法机关，只有国会。两院同人不能不有正当表示”。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应定6月16日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二、总统未举出以前，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三、俟秩序完全恢复后，即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继任大总统。“此时不宜多有议论，”他劝告大家，“须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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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慈刚说完，反对派议员还没发言，吴景濂就想散会了，褚辅成一步抢上台去，指责这是一次政变，是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为维持国家纲纪计，应由国会提案查办。他的话还没说完，民宪同志会、新民社、全民社、石驸马大街三号、宣外二百号、壬戌俱乐部等支持曹锟选举的团体议员——张伯烈、吴莲炬、宋汝梅、景耀月、罗家衡等人——便群起鼓噪，打断他的发言。会场又一次出现互相叫嚣谩骂、齐呼“散会、散会”的场面，吴景濂匆匆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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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吴景濂和王家襄、林长民、蓝公武、马骧、刘楚湘等议员，在总统休息室继续开会，商议举行“两院会合会”的细节。对于如何处理黎元洪辞职事，籍忠寅认为，不必由国会同意，代人受过，只需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办理，即无懈可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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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此法可行，但，是先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抑或先选举，后制宪?这个早在袁世凯时代就讨论不休的问题，又被拿出来讨论了。宪法制了十年也没制出来，未来三个月内就能制出来吗?大家面面相觑。吴景濂说，国会一定要在三个月内把宪法弄出来，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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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制宪，接续1917年的宪法会议，而南方非常国会时期的议宪，则全部废弃。吴景濂一锤定音：“由7月算起至9月底，务将宪法全部三读完成，至双十节日上午公布宪法，下午选举总统。”散会以后，两院向议员发出通告，定于6月16日下午2时，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希各议员惠临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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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吴景濂并非对直系有特别好感，也不认为曹锟具有领导全国的能力，但他相信直系在战胜奉系以后，至少可以换来几年太平日子，让国会可以把宪法制定出来。这是他决定支持直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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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吴景濂在济南春酒家摆了几桌酒菜，请大家赏脸，每位议员获赠500元重阳节的过节费，没到场的派人送上家门。本来大家领了钱，皆大欢喜，但席间忽然有人看见《京津晚报》刊登了黎元洪出京前发布的几道命令，原来内阁已被免职，不复存在，还怎么摄行总统职务?刘楚湘大惊说：“现内阁业已免职，黎未出京前，在职之时所发命令，不能不认为有效。今日诸公议定之提案，恐须另行研究。”此言一出，大家骇愕相顾，争相看报纸，然后不置一词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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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褚辅成率领二十几名议员，离京赴津。有些人是领了过节费做路费的，他们到津后入住日本租界，一概坚拒出席6月16日的两院会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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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一股政治力量，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以孙文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孙文自与陈炯明决裂后，暂居上海，一方面积极与张作霖、段祺瑞合作，结成反直同盟，一方面在广东收买滇桂军队，向陈炯明发起反攻。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告下野。2月15日，孙文重返广州，取消总统称号，续行大元帅职权。奔走革命几十年，他终于有了一块自己做主的地盘，孙文更积极地推动与张作霖、段祺瑞的结盟。他委任谭延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发起驱逐赵恒惕的战争，为北伐扫清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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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出走后，孙文派刘成禺携函到北京，游说议员离京。这位黑旋风麻哥在西南非常国会时，还是参议员之一，但国会在北京恢复时，已没有他的名字了，时任孙文的大本营参议。孙文在函中给议员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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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今日之所谓北京国会者，合法与否，尚属问题，再加以非法之行，其何以对天下?文与国会诸公，始终相共，务望劝告同人，各尽所能，力持正义，其有以兵力、金钱图窃国权者，当以去就相抵抗，文必为诸公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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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民党议员通讯处王用宾、彭养光、焦易堂、王恒议员发出通告，劝告国民党议员：“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汪精卫在上海设立议员招待所，刘成禺专程北上，欢迎议员，令人不禁想起1917年议员南下一幕。童杭时、焦易堂、王用宾、周震麟、吕志伊等475位议员联署，请孙文速复总统职，以正名位。真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为混沌的乱局，又添几分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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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吴景濂召集民宪同志会的议员，商讨对策。有人指出，黎元洪的命令，未经《政府公报》公布，手续不全，不能认为有效。但也有人说，手续未全的原因，是张绍曾内阁在总统出走前已具呈全体辞职，等到总统出走后，又自行便宜复职，并通电摄行大总统职务，这本身已属违法，国会应对其提案弹劾，以声其罪。吴景濂神色凝重地表示：“对于目前政变，有一正当处理，以保国会名誉。否则不唯名誉莫保，即国会人数，悉亦从此瓦解，则宪法、总统俱无产出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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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楚湘议员提交了《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应由国会组织国政委员会摄行大总统职务并克期制成宪法选举大总统改组正式政府以谋统一案》，主张成立国政委员会，代替国务院的职务。国政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由两院议员总数五分之三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选出，国政委员会执行职务以3个月为期，至次任大总统选出就职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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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景濂觉得，远水不救近火，凭空多出一个“国政委员会”，又要额外做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法律解释，不定又会生出无穷的纠纷，无异于作茧自缚。有人主张不出席第二天的会合会，以便从长计议，也有人说，还是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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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团体内，意见已如此纷乱，当时议员分成四五十个小团体，意气相投的人，成群集党，各自抱团护窝子。一本出版于1924年的小册子《民国政党史》写道，自从直系操纵中央政权以后，保、洛、津三派渐成鼎足之立，“议员亦遂应运而起，三五成群，各树一帜，以为骗取党费，幸获政权之具。朝成暮改，至无一定，甚有一人同时列名三数党者。吾人欲加明确判断，几至不能着笔”。英国的议会，恒由两大党领袖发言，其他议员围观起哄，但中国如果学英国，其他小党小派，早已墨砚横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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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宋教仁为了发挥国会对政府的监督与制衡作用，把许多小党组合成一个大党，如今大党却化整为零。这个趋势本身说明国会的监督制衡作用已归趋弱化，日渐沦为小团体利益之争。这本小册子分析：“小党林立如是之多，怪象百出，五花八门。吾知读者必已发生奇异感想，而日明达如诸议员，何如是不惮烦耶。不知曹锟积极进行贿选以后，分头派人示意议员多组新党，于是图包办贿选者更各树一帜，以应保、津两系之需要。政团遂逐月增加，由二十余团体，而三十余，而四十余。迄6月13日驱黎以后，10月5号选曹以前，数实超过五十。”作者由是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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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致此之由，厥为两大原因：一则稍露头角之议员，惧为二三政蠹所卖，特自为小组合，以拒绝其党魁包办一切，二则军阀收买政团，引起议员组党之竞争。既均存不为牛后之心，遂促成各树一帜之势，以致支离破碎，抟砂莫聚，开万国议会未有之先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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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下午，两院议员举行会合会，签到的议员有560人，但其中80多人签完名后，赖在休息室，无论怎么催请，就是不进会议厅。他们说，如果是开谈话会，我们就去，如果是开正式会，我们就不去。吴景濂无奈，只好改为开谈话会，派人把休息室的议员请进来，但七请八请，只进来少数，吴景濂又改口说开正式会。于是，大家又为本次会议不足议员半数，到底能否举行，争得不亦乐乎。然后有人质疑：解释总统任期、总统辞职问题，究竟是国会的职权，还是宪法会议或总统选举会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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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讨论疑问愈多，这样下去，从夏至讨论到立秋，也未必会有结果。马骧议员满头大汗，急不可待地上台说：“本席提议。自13日起，黎元洪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当场有两百多人附议，通过。继而骆继汉议员又提议：“大总统既已离职出京，则国会主张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办理，是当然的办法，无反对余地，请主席付表决!”吴景濂随即请议员表决，在场472名议员，有354人起立赞成，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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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会合会的合法性，大受质疑，反对派议员纷纷离京，发表《离京宣言书》，宣布：“国会在北京此时政情之下，其机关已陷于被围状况，其信用已濒于破产地位。爰自6月15日起，相率陆续离京，别谋建树。凡当世所以诟病国会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何见教，无不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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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集结在天津、上海两地的议员，号称有张继、汤漪，韩玉辰、章士钊、焦易堂、谢持、冯自由、马君武、吕复、徐兰墅、田桐、彭养光等数百人，据9月15日的统计，在津议员有503人，在沪议员有385人。其中不少是中国国民党、政学会、研究系、讨论会、民治社、匡庐、明社等团体的中坚分子。然亦有一些只是列名，实际上已脱离了议员身份，如邹鲁也在宣言上署了名，但当时他正在广州，准备就任广东财政厅长一职。而张继在家中丁忧，人不在上海，也不在天津。离京议员的川资和生活费用，全部由黎元洪、卢永祥、张作霖三方设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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