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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厦瞬间倾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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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中华革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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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局日益败坏、人心日躁的情况下，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的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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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1911年，摄政王载沣听信了盛宣怀的鬼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这种结局，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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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族内阁实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和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立刻遭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民众的一致反对。事情的发展超过了各方面的预料，保路运动最终成为了颠覆清王朝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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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挺身而出的是湖南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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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传至湖南，一时人心激愤、群情沸腾。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团体一万余人集会，当即议定保路办法15条。16日，各团体同赴巡抚衙门，要求电奏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同一天，铁路公司长株段工人一万余人也举行罢工，并进城游行示威，声言如巡抚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杨文鼎被迫答允即将湖南民众的要求电奏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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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清政府悍然拒绝了湖南人民的正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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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清政府发出两道上谕。一是命令杨文鼎严厉镇压湖南人民，“不准刊布传单，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二是为绞杀川湘铁路商办，不准川湘铁路再收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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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湖南咨议局议员周翼嵩、左学谦、黄锳、周广询、粟戡时等14人，因“国家收全国之路既不交资政院议决，收湖南之路又不交本局议决，局章既不能守，权利即因而丧失”，愤而辞职。继之，长沙各学堂学生遍发传单，通告全省学堂，于6月10日一律罢课，商界亦定于11日罢市，势甚汹汹，一时风雨满楼。17日，清政府宣布了对粤、川、湘、鄂四省铁路公司股本的处理办法：粤路全系商股，每股先还六成，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湘路商股照本发还，米捐、租股等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照本发还，赈粜捐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川路实用工料款四百余万两发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七百余万两是否入股，悉听其便。同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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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次规定后，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为名，希图煽惑，滋生事端，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尽法惩办，勿稍宽徇，以保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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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对湖南的保路运动是个很大破坏。在清政府的恫吓下，一部分愿领取国家股票的股东退出了抗争，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一时湖南保路运动风潮趋向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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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铁路干线国有令发布后，在北京的汤化龙急电湖北咨议局派代表赴京力争，并说：“如朝廷不肯收回成命，决定不缴税纳捐。”5月14日，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同时致电清政府，坚决表示：“粤汉铁路借款，鄂人决不承认。”24日，郑万瞻、张国溶代表湖北人民至都察院递送代奏公呈，要求收回成命，并治盛宣怀欺君殃民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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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湖北人士对保路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加之集资不多，朝旨严厉，再加上湖广总督瑞澂的威吓利诱、精心抚压，湖北的保路运动也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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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华侨投资很多，干线国有令的颁布，引起了股东们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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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粤路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政府如“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等决议。华侨股东更为激烈，来电表示，“路归国有，全体股东皆不认可”；“路亡国亡，誓死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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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政策，勒令股东会取消通过的决议，并且下令军队进行弹压。在白色恐怖下，公司股东及保路团体领导人只好集中到香港继续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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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保路运动虽然较上述省份开展较迟，然而表现的却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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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成都，立宪派和绅商们“始知路权尽失，重于卖路。全国存亡攸关，不止一川利害。众情悚惧，誓死力争。”保路运动立即高涨起来。邓孝可撰写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诋盛宣怀“即夺我路，又夺我款”，“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号召群众“死中求生”，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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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川路公司召集省城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数千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当晚，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又进一步密商，决定各州县遍设同志分会，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咨议局作为同志会和股东会后盾，同志会内设参事会，不对外宣布，由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常驻议员为参事，确立了咨议局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蒲殿俊、罗纶成为事实上的保路同志会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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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江三乘、邓孝可、罗纶、程莹度分任总务、文牍、交涉、讲演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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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同志会以“集合同志”，“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成立后立即发表宣言、公启，号召各地建立分会，同时派人下乡讲演，出版杂志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积极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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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二十余天，入会者已达十万之多，建立的分会几乎遍及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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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为了“废约保路”而发动群众，可是又接受了过去教案和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深恐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极力想把群众限制在和平斗争的范围之内。他们一再强调“务为秩序之进行”，“不得以激诡之说耸人暴动”，“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生出他项变端”。然而，随着群众加入的增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立宪派自身也冲破了这些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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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同志会除了在省内组织发动，还推举刘声元为代表进京请愿，会同在京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开展工作；派江潘、周代本、吴炳臣赴鄂，龚焕辰、白坚赴湘、粤，联络当地咨议局和铁路公司，共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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