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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78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35]
1706816379 第三节 意外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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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81 田野橘次说:“予于湖南计画之运动既为三愚物所破坏,其反动之势力遂转而成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是也。”[59]这两方面都导致唐才常、林圭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的加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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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83 “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而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合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联络也。”[60]林圭临时改变计划,原来的中转站成了目的地,一时间财政上“穷无所告”[61],人事上无从措手,不得不求助于毕永年和容星桥。本来孙中山介绍容星桥给林,不过是便中相助,现在却成为林圭的主要依靠。而容星桥也积极施助。他和毕永年分别捐助林圭三百金、二百元,以解燃眉之急,使之站稳脚跟。又与林屡次商议,认为“必大合而后能办妥”,在汉口设立公所一处,一则为群兄议会团聚之地,以免人心涣散,二则便于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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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85 开始容星桥欲将公所设在租界,因房价太贵,改在僻静的老官庙择上首小房一所。同时,林圭还与容星桥、张尧卿计划开银矿轮栈以筹款聚人,并派人到各路探险联络,以“义群公司”名义相号召。唐才常邀林圭回湘,既有利用毕永年所招会党势力之意,又想通过师襄等以本派名义重新聚合。至此,则只能依靠兴汉会的现成力量了。好在毕永年、林圭原有合谋长沙之议,而兴汉会又因毕永年移居汉口而将活动重心转到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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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87 和毕永年、容星桥的联系使林圭等人与已经相识的兴汉会哥老会首领的关系进一步密切。1899年12月下旬,辜人杰、张尧卿及其同志26人在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宴请田野橘次,其中半数以上是会党头目。他们刚刚从香港聚会归来,一见田野橘次“即奋呼曰:‘日本豪杰来!’”以玻璃大杯豪饮数十杯。田野以此非中国习俗,不胜奇异,乃叩问张尧卿。张大笑答道:“此是香港流行之饮酒法也。吾尝在香港,与日本豪杰宫崎滔天会饮,即是滔天之传授也。”酒至酣时,哥老会员“裂眦大骂,放歌高谈,颇有无赖汉之状。惟张君震声高吟亡国之诗云:‘神州若大梦,醉眼为谁开?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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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89 这一结合对双方均发生重要影响。林圭方面,开始将自己与孙中山、兴汉会相联系,认为所从事的是继续两年以来由孙中山筹划,毕永年、平山周实行的事业,遥奉孙为首领;派张尧卿与容星桥一起专程赴日,向孙中山汇报有关情况,请其务必商定办事的方针规则,以便加速开展活动;人事安排上也十分重视孙的态度意见。孙中山方面,林圭的转向和汉口的进展,促使其相应调整对策,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尽管在具体方针上与张尧卿等“所商尚无一定之规”[63],但已不仅是从旁协助,而视为自己的事业。至此,双方都倾向于真正的合作大举,并将长江中游作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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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91 然而,正气会的成立却对汉口方面林圭与兴中会的合作产生牵制作用。湖南计划放弃后,唐才常召沈荩回沪,加紧筹办正气会。先此,唐在沪已开始联络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64]。只是因为行动重心定在湖南,暂时未在东南一带筹建组织。湖南计划受阻,唐才常决定汉口、上海并重,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会党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负责汉口,运动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则负责上海,主要运动江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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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93 1899年12月24日,正气会成立于上海。此事关系到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倒戈”的时间及程度,有必要略加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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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95 据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动的田野橘次称,正气会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产物之一。其筹划或早已开始(《正气会序》写于1899年夏),但未付诸行动。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组织步伐。兴汉会成立后,部分成员奔赴上海,风闻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大笔捐款,不免心有所动。加上一些首领随湘军驻防南京,张尧卿、辜人杰等遂与江浙革新派人士汪康年、丁惠康、叶瀚以及周善培等共结团体。不过,上海的士绅对于成立正气会意见不一,欧阳柱(石芝)、宋恕等对于正气会不以为然,后者说:“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65],因而并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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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97 唐才常匆匆赶建正气会,目的之一,是便于赴港之际向华侨及港澳人士募捐,以吸引会党豪强。而他担任正气会首任干事长,除个人影响和实际作用外,强劲的财政后援无疑是重要因素。正气会成立后,邱菽园向唐才常赠金三万元,唐即日出发赴香港受领。[66]唐才质所编《唐才常烈士年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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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399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师中吉自湘来,拟在湘组织机关,与汉口相接应。公以经费无着,乃谋至香港筹款。初五日买船票,狄葆贤拟买二等票,公云:“我辈个人用费,宜省得一文是一文。且我既任此等事,尤宜以吃苦为前提,不可图舒服也。”于是乃购三等票三张。船客多,已无余位,只得在船尾近舵之货舱角落,籍以安身。又值风浪大作,师中吉生平未坐海轮,呕吐不堪。三人皆三日夜未进食也。在港华侨无以为意者,再三设法,仅得二千元。香港用小角,实仅千八百余元也。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萲(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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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01 当时汪康年、丁惠康、叶瀚等人经济上均感拮据,维持生计尚可,出钱搞政治活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财政优势不仅扩大了正气会的组织声势,吸引哥老会首领归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赖唐才常。因为财政困难恰好也是兴中会的一大弱点,很难在这方面展开竞争。师襄鼓动唐才常去香港筹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组织机关,与汉口接应。他已被排斥于兴汉会之外,只能借助于海外捐款与旧日的同党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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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03 否认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以解释。唐才常为人“深鸷”[68],“固非轻卒[率]举事之人,常取沉重之态度,决不至为众人所煽动也”[69]。正气会事务又分为内圈外圈,唐才常主要关注内圈的人与事,以举兵勤王为职志。他虽与宋恕相识,但也知其为人怯懦,缺少胆识,不肯与之深交。两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结识,整整四个月后,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启超时还说:“拂尘信不愧复生之友,但得见尚希,其深未悉”[70],只能从唐才常所著《内言》中窥见其性情见解。唐才常当然不会因这种泛泛之交而出面联络。所以,争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当。而汪与唐矛盾甚深,言语间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产生错觉。宋恕连正气会是否成立,具体何时成立亦不知其详,所记只可证实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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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05 “义群公司”和正气会的设立,形成长江流域革新势力联合大举的雏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时而起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阵营的中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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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07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36]
1706816408 第四节 天平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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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10 证实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说找到了正气会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联系的关键。正气会的目标,并非如公开文字所表述的,只讲“爱国忠君”,意在恢复清议。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筹款,密谋起义。领到邱菽园的三万金赠款后,唐于1900年1月“蓬蓬然归于上海”,并携归海贼数十人,计划一面由田野橘次率海贼入京,刺杀西太后,驱逐奸臣,“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杰等会党首领于“来月下旬,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图天下”[71],内圈之事大张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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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12 唐才常在江淮地区依靠的会党,一是徐怀礼、张金山、宋刚涛、黄金满等地方豪强,二是辜人杰、杨金龙等驻防湘军将领。而辜正是结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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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14 兴汉会成立后,毕永年一度对在湖南发动起义满怀希望,他函告宗方小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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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16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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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18 [72]正气会成立时,毕永年亦参与其事,这说明兴汉会成立前逐走师襄,主要是反映兴中会的态度。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哥老会首领与唐才常结缘创造了条件。不过,毕永年对唐才常坚持忠君爱国,反对顽固党而拥戴光绪的宗旨强烈不满,与孙中山一样,他强调排满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势同水火,坚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为排满非君,断绝与康有为的联系。唐才常坚不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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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20 参与兴汉会的会党首领本来与澳门保皇会有所联系,又接受康有为的赠款,转而事人,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早与佛门有缘,起初不过剃发绝清,伪装和尚,后在香港邂逅同乡前辈释紫林,与结弟子之缘。[73]这时更愤而弃事为僧,易名悟玄,贻书平山周志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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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22 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他声称:“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74]打算云游四海,老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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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24 毕永年出家入山,除了与唐才常及会党首领的冲突外,别有隐情。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函容星桥谈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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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26 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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