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16408
第四节 天平倾斜
1706816409
1706816410
证实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说找到了正气会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联系的关键。正气会的目标，并非如公开文字所表述的，只讲“爱国忠君”，意在恢复清议。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筹款，密谋起义。领到邱菽园的三万金赠款后，唐于1900年1月“蓬蓬然归于上海”，并携归海贼数十人，计划一面由田野橘次率海贼入京，刺杀西太后，驱逐奸臣，“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杰等会党首领于“来月下旬，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图天下”[71]，内圈之事大张旗鼓。
1706816411
1706816412
唐才常在江淮地区依靠的会党，一是徐怀礼、张金山、宋刚涛、黄金满等地方豪强，二是辜人杰、杨金龙等驻防湘军将领。而辜正是结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之一。
1706816413
1706816414
兴汉会成立后，毕永年一度对在湖南发动起义满怀希望，他函告宗方小太郎:
1706816415
1706816416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
1706816417
1706816418
[72]正气会成立时，毕永年亦参与其事，这说明兴汉会成立前逐走师襄，主要是反映兴中会的态度。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哥老会首领与唐才常结缘创造了条件。不过，毕永年对唐才常坚持忠君爱国，反对顽固党而拥戴光绪的宗旨强烈不满，与孙中山一样，他强调排满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势同水火，坚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为排满非君，断绝与康有为的联系。唐才常坚不肯从。
1706816419
1706816420
参与兴汉会的会党首领本来与澳门保皇会有所联系，又接受康有为的赠款，转而事人，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早与佛门有缘，起初不过剃发绝清，伪装和尚，后在香港邂逅同乡前辈释紫林，与结弟子之缘。[73]这时更愤而弃事为僧，易名悟玄，贻书平山周志别:
1706816421
1706816422
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他声称：“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74]打算云游四海，老此一生。
1706816423
1706816424
毕永年出家入山，除了与唐才常及会党首领的冲突外，别有隐情。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函容星桥谈及此事:
1706816425
1706816426
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75]
1706816427
1706816428
个中原因，1903年秦力山写《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氏作传时，曾有所提及：“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76]至于其中具体过节，1901年，秦力山在《国民报》上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均予抨击，显然是针对庚子之事而发。他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势不允许改朝换代，另立新皇，“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证据是，华盛顿、鸦军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不亡他邦匿异国，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77]这番话很可能是代毕永年传言。
1706816429
1706816430
其后秦力山对孙中山的认识加深，又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心目中的孙文已由“广州湾之一海贼”变成“异乎寻常之志士”[78]，于是写《庚子汉变始末记》时有意隐去毕氏因误解而生的责难。此说若能成立，则毕永年出家的原因之一，当为其急于办事，而孙中山则“尚无一定之规”，疑心后者不敢举事，故意拖延。
1706816431
1706816432
孙中山虽然为兴汉会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又殷切款待远道专程来见的张尧卿，但对于将组织活动重心转向湘鄂，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其本意在于扩张势力影响，以广东为立足点，而以长江为响应。加上听到一些关于张尧卿的流言蜚语，毕永年又弃事为僧，更不敢倾全力投向长江。孙中山与湘鄂的联系主要得力于毕永年，他听说毕“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79]。
1706816433
1706816434
从自立军后来失败的情形看，孙中山的谨慎事出有因。但如此一来，开始倾向兴中会一方的林圭，不得不再次调整对策，平衡于唐才常、孙中山之间，以维系共同大举的原案。由于双方实力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平衡政策必然有利于强劲的一方，无形中增强了唐才常的影响，使保皇会的支配力相应增长。加上1900年1月令海内外震动的废立之争骤兴，起到动员整个革新势力的作用，使勤王声势暴涨，长江流域的活动更加向着保皇会一方倾斜。
1706816435
1706816436
然而，正气会的外圈之事却时生阻隔，会中唐才常和汪康年两派之间一直不和。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不在宗旨策略，而在派系人事，特别是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
1706816437
1706816438
唐才常以正气会联络各方，密谋兴师，与汪康年等人并无矛盾。甲午之后，中国迭遭重创，戊戌变法的一线曙光又被扼杀。开明士绅受传统民本观念和天下己任抱负的熏染激励，加上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对皇权的离异心增强，而民权的代表性扩张。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可见，当时与之交往的士人官绅普遍怀有怨清反清的意识情绪。身为留学生监督的钱恂，认为中国士气扼于满人压制，1901年底拒俄运动兴起时仍说：“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80]以彻底变革为图存先机。他还指刚毅等顽固党为“中国之忠臣”，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反激出新政议论，甚至说，俄国“近来学生囚三百余人，请看五年之内，俄国必有起色”。“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盛。”[81]他们纷纷采取行动，以拯救危亡。其不顾朝廷禁令，毅然集会结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了独立立场和行动方针。
1706816439
1706816440
在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他们试图结交下层秘密社会，以达到政治目的。尽管多数人不赞成排满，主张以革政代革命，却并不反对动用武力，也不排除宪政，甚至可以接受共和及联邦体制。用《正气会序》这类公开文献来否认有关组织或个人反清密谋的可能性，甚至否认中国议会成员的武装勤王宗旨，都不免忽略了政治文件所含宗旨与策略的两重性，低估了绅权与皇权在相互依存之外还有彼此制衡的一面，由此产生的忠君观与圣王观也是互为联系约束。正气会之下，不仅唐才常努力联络会党豪强，汪康年、叶瀚、周善培等也积极发动江淮川鄂的民间武装。其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历代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常规表现的重演，只是受西方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增加了新的取向。他们觉得保皇、革命均有所偏颇，虽然奉光绪为趋新象征，却并无保皇派的固执，既可推之为总统，也准备弃而另选其他有声望之人。[82]康有为的存在，反而成为他们任意发挥的障碍。
1706816441
1706816442
正气会内部的派系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分化，对该会和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正气会组织发展艰难，唐才常不久即将干事长一职让给叶瀚，自己为避免行动掣肘，避开汪康年等人，全力经营内圈之事。以后又将筹备活动一分为二，用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联络组织长江会党，设中国议会联络开明士绅。汪康年等则自行其是，在川、鄂、皖、江淮等地联络会党。因此，后来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主要是与唐才常等联系，而与江浙派士绅的关系相对较少。
1706816443
1706816444
一时冲动而弃事的毕永年果然“终无死心”，再度“起而救世”，参与筹划自立会。因唐才常依然坚持与康有为保持关系，毕永年又一次愤而离去，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参与兴中会的起义密谋。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1706816445
1706816446
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
1706816447
1706816448
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他函告平山周：“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83]据说还一度参与惠州起义的筹划。
1706816449
1706816450
不过，毕永年与兴中会之间似乎总有些隔阂，终因不合，跑到广州，卖掉西服，着僧装，寄身某禅林。留书同志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84]“实寓革命于僧界中”。不久以病殁，葬于广东罗浮山。民国成立后，1913年1月，由其后人徙骨殖返湘。途经上海时，同志曾假湖南会馆开会追悼之。[85]
1706816451
1706816452
毕永年离去后，孙中山与湘鄂哥老会的联系有所削弱。加上康有为的阻挠和康门弟子的傲慢，两派合作计划一再受挫，孙中山更集中精力筹备惠州起义。不过，孙看出康与梁启超、唐才常之间有异，将他们区别对待，又希望联合大举成功。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也需要多一条办事途径，以为回旋余地和政治筹码，而不能死守惠州一隅。这是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孙中山在风云诡谲，各派纷起竞逐的庚子政局中，保持独立地位，并设法追求实现宗旨目标，扩大影响的要诀。而林圭等人的态度及其与容星桥的协调合作，使孙中山感到汉口仍有可图。因此，尽管新加坡宫崎寅藏等人被捕事件使孙、康两派势如水火，直到惠州起义前夕，兴中会仍然试图争取澳门保皇会总局的支持。汉口自立军更包含于兴中会的方略计划之中。
1706816453
1706816455
第五节 影响犹存
1706816456
[
上一页 ]
[ :1.7068164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