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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约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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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运动名义上的“总持”,是保皇会的首领康有为,为了实现其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总体战略,保皇会倾全力经营两广,尤其注重广西方向,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康有为以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兵,准备取道钦廉,攻占桂林,以此为基地,然后进攻湘鄂。制订这一计划,除了战略上地利的考虑外,人和当是重要依据。因为原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在桂林一带聚集力量,并与保皇会暗中早有联络,被纳入该会的战略计划之中。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向康有为报告:“滇、黔、桂皆来归”,请约期发动。康闻讯大喜道:“此天赞也!”[2]立即指示澳门总局的徐勤等人:“西力膨胀,既拟移全力注之。”并将“有小山(即唐景崧)之坐镇,滇、黔皆来”[3],作为调整部署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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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保皇会虽然制订出总体战略,但感到实力不足,因而具体计划只决定取鄂后顺江而下攻金陵,而不敢直捣北京与荣禄的武卫军正面相撞,又担心“画江以待力足”则缓不济急。[4]到6月初,北方义和团蜂起,形势骤变,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加上唐景崧派人请期,康有为趁势调整完善实施步骤。依据他亲拟的计划,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勤王之师取桂后,以唐景崧留驻,一则收复全省,一则聚集人马。“有薇老在桂留驻,不患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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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既留守,彼为灌阳人,灌近湖南,其俗强悍,迥异于桂。全、灌、兴安之间,皆为会党,上通永、桂、郴、道,旬日间可招数万众,开库截粮以养之,立选强健,操之旬日,以万人为度,薇或亲统或派人作后队,赶上湖南,长驱接应。若有妥人留守,薇以亲统为宜,以将来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当有大帅指挥之也。其应派人前敌或留守,由薇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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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到湖南后,与黄忠浩部防营里应外合,下长沙,破武昌,长驱襄阳,山东大刀王五和镇江徐怀礼各军亦分路北上,入直隶,逼京师,趁乱破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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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一计划,唐景崧实际上被委以勤王正军全军统帅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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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如此安排,显然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军事行动主帅应亲自入营统兵,而康有为自视为四万万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勇,处处以自己的安全至上,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早在1900年4月,梁启超就为此犯颜直谏,坦陈意见。当时康有为计划以星洲、澳洲、日本三处为驻扎地,“似无入营亲统之意”。梁启超表示反对,认为:“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败则应以身殉之。“既动则有进无退,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他进一步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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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因而坚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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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帏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并以不先入军中则起义之师不能正名相挟,力劝康“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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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启超的苦口婆心,康有为不以为然。6月,唐才常以起义在即,请康有为乘轮北上。康问以驻港或驻沪,作欲“还港办事”状,甚至提出要“赴京救上”[7],其实稳坐星洲,并无动意。自立军起义前,唐才常致函康有为,“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康依然置若罔闻。倒是梁启超履行诺言,兼程归国。[8]康有为抬出唐景崧,既能保证大军有主帅坐镇,借以卸责,又可塞绝弟子门生的进言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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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唐景崧曾任封疆大吏,其旧部分散于西南各省,又与西林岑家(春煊、春蓂)交善,在西南一带颇有号召力,可以节制各部将领。这种利用开明官僚声望的做法,符合当时一般人的心理。长江自立军也曾想请原湖南巡抚陈宝箴坐镇,因陈猝死而作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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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广西方向外,保皇会在广东另有一番布置。康有为派梁炳光、张学璟、叶湘南等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惠、潮、嘉的会党游勇如林玉、“版筑”“三品”等。这一计划得到原台湾民主国义军统领丘逢甲的赞助。台湾民主国成立时,康有为在北京以其“苍葛之呼,震动宇宙,事虽不成,义暴天下”而“侧慕之私,甚愿执鞭焉”。后来在桂林与唐景崧交往,“具审执事大才,益增想望”,“以为吾岭海磅礴,有吾两人,如孟德言,所谓使君与操也”。这时则致函丘逢甲,请其“命驾来游,俾瞻丰采,获聆高论”,希望借重丘的影响,“台澎旧侣,潮惠新知,以公号召,必当共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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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3月,丘逢甲赴南洋考察学务,在新加坡与康有为、容闳晤谈,同意参与保皇会的勤王起兵。4月9日,梁启超致函梁启田,言及保皇会在广东的军事准备时提到:“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11],又同意“归统”,与潮汕的版筑“合成一军”[12],愿意在起义之际具名签发由保皇会拟定的保护外人布告。[13]这使保皇会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向西。6月,保皇会的勤王正军准备大举袭桂,而主帅陈翼亭丁艰在家,为不失时机,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与丘逢甲商议:“万一羽异未出,可先动不?”[14]希望由丘逢甲领头,率先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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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台湾民主国帮办刘永福当时率军驻扎广东,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勤王运动,但保皇会试图加以利用。康有为指示勤王军在两广发动时,“拟东西皆假刘旗,以其声威震动大众”[15],乱敌军心,便于奔袭。并具体安排专人秘密制作旗帜号衣上的“福军某营”字样。其时兴中会策划在两广独立起义,以响应各派联合的中原大举,并力争在广东与保皇会合作,有会员往见刘永福,说以种族大义,请其归附帮助。据说刘“极之喜欢,答应倘有机会,定必赞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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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因唐才常与康有为的关系,名义上由保皇会统属,实则自成系统。而内部又分成若干派系。在下游势力很大的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有宿怨,汉口自立军的实际统领林圭则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唐才常本人也感到事成之后难以安置康有为。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在经历了正气会、自立会的分合之后,各派携手组成中国议会,维系合作大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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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湘军将领。而南京方面作为联络官绅中介人的,便是原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俞明震。[17]尽管井上开始觉得俞明震及其弟明颐“气质很好,但不是很主动的人”,可是俞明震却积极在南京士绅中串联鼓动。经过一番活动,俞聚合了一批士绅名流如刘世珩(聚卿)、傅春官(苕生)、易顺鼎(实甫)、顾云(石公)、薛华培(次申)等,于8月17日下午借游玩秦淮画舫之机与井上会面,谈论中国议会之事,得到大家的赞同。次日,俞明震再度拜访井上雅二,商议联合大计。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的大力协助下,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18]则俞明震在中国议会向南京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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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参与井上、俞明震等人活动的易顺鼎,也与原台湾民主国关系很深。甲午中日战争之际,他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下,参与戎幄,对清廷割让台湾极为愤慨,诣阙上言,请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并鼓动刘坤一支持唐景崧等人坚决抗战。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他决心亲自赴台相助。可惜抵达厦门时,民主国已经败亡。此后他仍两渡台南,试图为刘永福争取大陆援军,均未成功。[19]内渡后曾任湖南督销局道员,庚子督办江阴江防营务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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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联合阵营从正气会成立起,便着手联络秘密会社。1900年3月后,唐才常因为与汪康年一派的矛盾难以化解,为避免办事掣肘,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召集湘鄂江淮的会党首领在上海成立集贤会,完全避开汪派,以前此建于东京的自立会的名义,专门从事发动和组织会党的“内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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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汪康年等人显然参与了正气会运动会党的决策,知道内情,汪还认识会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人。该派骨干叶瀚继唐才常之后任正气会干事长,有责任全面了解会员的活动情况。参与该会的周善培,虽远在四川,仍不断以通信方式向汪康年等报告其运动会党的进展情形,并且一面认为唐才常应将所谋内圈之事通告汪派,一面劝汪康年等人体谅唐的苦衷,不要因此而生龃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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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北方形势危急,时不我待,汇聚上海的革新人士酝酿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变政大计。为此,组织成立了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加紧准备,“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22]。依据这一计划,国会一成立便立即派人到扬州秘密联络会党豪强;同时湖北方面有黄小琴其人,熟悉宜昌情形,表示“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要求国会正式委任。[23]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叶瀚等还准备收拾其余部,通过黄小琴在宜昌、恩施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队伍拉进去潜伏待机。[24]则黄小琴是国会实行武力变政方针在湖北的重要依靠。关于此人,据办事者告诉汪康年:“敬如兄熟知小琴,可详询之也。”[25]敬如,陈季同字。陈为原台湾民主国外部大臣,有记载说他是民主国的动议者。他在如此深的秘密层面上了解具体人事,无疑也是国会核心机密的知情人甚至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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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保皇会开始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而欲得福建,必须争取南洋海军和马江船政局。其时船政局提调为曾经与陈季同留学欧洲的魏瀚,康有为指示:“最好能得精通法文之陈敬如以联络之,则法监督等俱为我用。”[26]如此看来,保皇会也视陈季同为自己人或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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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使节与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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