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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战略、战略机遇与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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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本是一个纯军事术语，其对应的概念是战术（tactic）。二者的差别在于，战术是赢得战斗的方法，战略则是赢得战争的方法。一般而言，战争规模越有限，战争结局越由战斗决定，战略与战术的边界便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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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拿破仑战争（1803—1815）以来，战争的规模日趋扩大，战争手段日趋复杂，战略与战术的分野也日趋明晰，单纯的战略、战术二分法甚至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指挥和研究需求。普鲁士—德意志军队率先在战略和战术之间增加了作战层级，从而形成了战略、作战、战术三级体系。[3]这一创新使得普鲁士军队及此后的德意志军队迅速走在全球军事变革的前列。从德意志统一战争到二战，德军在战场上的强大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德军有一种清晰的作战意识，并发展出强大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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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战争本身的专业性日趋强化，从而无形中强化了军人集团在战争中的发言权，同时弱化了文官和文人战略家对战争的介入和管控力。但正如克劳塞维茨强调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4]因而，战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无论军事技术如何变化，这一个根本点都不会变化。但现代战争的发展却导致了手段高于目的的客观现实，终于在一战中造成了莫大的灾难。战争的胜利不等于政治的胜利这一基本事实，迫使战争的胜利者开始反思固有战争理论的局限性，逐渐形成了“大战略”的观念，这就在英美体系中形成了大战略（又称国家战略、总体战略、高级战略）、分类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文化战略等等）、战术的三级划分。大战略不再像传统战略那样执著于打赢战争，而是追求战争背后的终极目标——政治目的。因为此种战略在国家最高决策层面运作，所以美国学界又将大战略称为国家战略。用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5]而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则只能称为是一种纯军事战略。分类战略不能涵盖大战略，但大战略却自动包括了分类战略。相应的，主流的战略研究如无具体声明，均同时包含了分类战略研究和大战略研究。传统的战略研究则往往会注明为军事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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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普德系统的三分法和英美系统的三分法被美国综合吸收，形成了大战略（grand strategy）、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作战（operation）、战术（tactic）的四级划分体系。到目前为止，这一四级体系仍是战争和战略研究的最佳理论框架，也是美国霸权的有力支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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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应忘记的一个基本点在于，无论是大战略还是军事战略，都是用于处理竞争及对抗性关系的方法。大战略虽然强调不拘泥于战争，也经常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大战略仍主张本着现实主义的立场，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佳结果。这个“最坏处”即战争。因为战争是国家间冲突的终极手段，且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我方当然可以选择不战而胜的道路，但却不能保障敌人不选择战争手段。所以孙子才说：“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因而，一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前提都应当是“我能战且敢战”和“敌不敢战亦不能战”。如不能立足军事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就难以得出正确结论。所谓“欲求和平，先准备战争”（si vis pacem，para bellum）的深层合理性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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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战略研究和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拉开了距离。在大战略变革后，尤其是核武器革命后，一般学者往往因为大国间全面战争的暂时消失进而忽视军事力量的价值。但高明的战略家永远不会忽视，反而会从中发现问题以克敌制胜。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另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无论是传统战略还是大战略，都是用来解决竞争和对抗性问题的方法，属于斗争律的范畴。故而，战略研究至少涉及两个主体。如果只有一个主体，就不存在竞争，也不存在对抗。正是这一点，又拉开了战略研究和宏观决策研究的距离。后者可以涉及竞争及对抗性问题，也可以涉及非竞争、非对抗性问题。前者则只解决也最适合于解决竞争及对抗性问题。但是，很多一知半解的学者将战略思维泛化为全局意识和资源调配学说，缺乏对手意识和斗争意识，反而将战略的本质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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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于此，再来看战略机遇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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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战略机遇，指的是战略层级上的机遇和需要战略层级上的运筹才能获取的机遇。机遇期则说明这个机遇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稳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长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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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战略是处理竞争和对抗性问题的方法这一本质事实，战略机遇期也要放在竞争和对抗语境下理解，绝不能将其与单纯的发展机遇相混淆。二者最大差异即在于，后者注重的是在时间轴线上，就一国内部的变化进行探讨。前者则注重在空间轴线上，与处于竞争、对抗关系的国家形成相对优势。如：现有AB两国处于对立关系，10年前，两国的国力指数分别为10和8，10年后变为20和22。如仅就A国自身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其国力在十年内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比较层面则会发现，A国相对于B国的优势已经丧失。而战略博弈关注的永远都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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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否把握并利用战略机遇期，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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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认清并利用现实中的战略机遇期； 能否破坏敌手的战略机遇期； 能否有效防止敌手对我方战略机遇期的破坏。 从国家主体的角度，战略机遇期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向战略机遇期和双向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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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单向战略机遇期指的是仅对竞争—对抗中的一方有利或主要对一方有利的机遇期。双向战略机遇期则指对双方均有利的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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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单向战略机遇期时，该国能否成功把握此种机遇期，对立国家能否有效阻止该国享有此一机遇期，即成为博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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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双向战略机遇期时，双方博弈的焦点即呈现为对此种机遇期本身的争夺，及对对手利用此一机遇期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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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在AB竞争的格局中，出现了甲乙两种单向战略机遇期，甲主要对A有利，乙则主要对B有利，于是，双方的博弈则呈现为两种不同机遇期之间的竞争及双方破坏对方机遇期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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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从这样一个视角，尚不足以精密分析国家间的战略机遇期之争。所以，我们还要转到战略机遇期本身，按其性质再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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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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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源头是国家的发展。明显影响到一国发展之机遇期即发展机遇期，从时空角度可分为纵向发展机遇期和横向发展机遇期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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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国在第一个30年始终处于战乱状态，至第二个30年实现了统一和稳定发展，我们即可以说这个国家在第二个30年内获得了相对于第一个30年而言的纵向发展机遇期。这种机遇期可以完全脱离其他国家独立存在。横向发展机遇期则不然，它一定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如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种有利于A国发展但不利于B国发展的机遇；或虽对AB两国均有利，但A国获利程度明显更高的机遇。也可以说，纵向发展机遇期赋予的是一国之内不同时段间的比较优势，横向发展机遇期赋予的则是不同国家之间在同一时段内的比较优势。前者本身不具有战略意义，只有当这种纵向优势转化为横向优势时才具有战略意义。后者则属于彻底的战略概念，是战略家要反复思考、敏锐捕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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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发展机遇期又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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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平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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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时间段内，当一国处在战乱状态，而另一国则享受和平发展的环境时，后者即获得相对于前者而言的横向和平机遇期。又或者一国在两个战乱阶段之间，获得了一个和平发展阶段，等于获得了一个纵向和平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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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转型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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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时间段内，一国相对于另一国享有某种明显的转型优势时，即可视为获得了一个横向转型机遇期。又或者一国在两个非常不利于转型的时期之间，得到了一个非常有利于转型的时期，则可以视为获得了一个纵向种转型机遇期。根据转型内容的不同，又可具体分为军事转型机遇期、经济转型机遇期、社会结构转型机遇期、国家构成转型机遇期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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