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24832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37]
1706824833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中国军事转型观的缺陷
1706824834
1706824835
虽然李鸿章以军事起家，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单纯的器物变革并不能形成战斗力，相对于铁路、电报，更重要的还是参谋总部制度及其背后一整套全新的军事思想和战争观念。而这个缺陷又并非李鸿章独有，而是自魏源以降，晚清改革派精英的共同缺陷。
1706824836
1706824837
由于受到科举内容的影响，晚清精英阶层对现代科技及其产品均有相当的隔膜，甚至不乏以奇技淫巧大加排斥者。在这种氛围中，魏源能率先认清西洋坚船利炮的现实，可谓当时的开明思想，但仅知坚船利炮，而不知船炮背后之兵制、战术、后勤、人事、思想、精神，则是先行者往往难以避免的局限。而不幸的是，整个晚清时代，始终未能突破魏源的这个起点。
1706824838
1706824839
事实上，武器在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中，确实非常重要，原因即在于：武器居于人、战术、技术和生产力的交汇地带，并在与这些因素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的战争模式。在农业文明时代，制造业的规模有限，兼之技术变革的周期非常漫长，从而严重限制了武器的重要性。所以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更易于形成战斗力。这个时代，战争的艺术性远高于科学性。进入工业时代后，制造业的重要性直线上升。同时，随着科学革命的形成和不断深化，技术变革周期日趋缩短，武器的重要性随之直线上升。但是，这种重要性并不在于武器取代了其他决胜因素，而是使得其他决胜因素的运用必须高度依赖武器而展开。战争的科学性随之开始压倒艺术性。
1706824840
1706824841
1706824842
1706824843
1706824844
在这样一个战争日趋科学化、精密化的时代，没有新式武器，再想靠传统的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弥补装备差距，或可成功于一时一地，但终究难以持久。反之，如果只有新式武器，却完全是旧式编制、指挥模式和战术思想，同样无法进行真正的现代战争。这是魏源时代的国人难以迅速领悟到的一个系统认识。影响所及，整个近代中国军事学说发展，始终跳不出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的低级对立，而从未升华到立足战争需求发展新武器系统和立足武器变革设计新军事体系的高端互动。
1706824845
1706824846
当恭亲王和文祥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时，[16]其实质并非要以新式武器为着力点，进而探究整个现代战争体系，而是满足于“制器”本身。曾国藩固然不满足于“制器”，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为下手工夫。”[17]但是，在“修政事、求贤才”与“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环节，而这些环节全部被曾国藩无视了。而其“修政事、求贤才”本身也有很大局限，仍不出传统儒学内圣学派的一套道德语系。
1706824847
1706824848
最具代表性的言论莫过于内阁学士梅启照所言：“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惟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18]更深层的思想展示，则莫过于光绪二年李鸿章在《答彭孝廉书》中的夫子自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开辟之初，生民浑噩，所需于世者盖寡，其后不能无以自养，不能不相往来，即不能无争斗。圣人者出，于是有耒耜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数千年来，土宇日辟，智巧日生，……而天复使泰西诸国研精器，数以通我中华，于是有农织之机器，有火轮之舟车，有钢铁之枪炮，盖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为多。然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19]
1706824849
1706824850
这个道器论的最大问题即在于，“道”过于高端抽象，“器”过于低端具体，而缺乏中间环节的连缀。这亦可由李鸿章本人的经历所证明。
1706824851
1706824852
早在太平天国内战期间，李鸿章关注的即为纯武器装备问题，他一度以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20]“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21]此后，他对现代军事变革的关注虽从单纯的战斗装备渐次扩展到新式交通、通信手段，但在本质上仍未突破“道器论”的窠臼，对现代军事体系、军事学说和陆海战形态严重缺乏理解。此后，李鸿章本人随着官阶的提升，自然不可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他聚拢的一批智囊精英也无一人能突破这个格局。甚至在平壤失守、黄海海战之后，他总结战训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
1706824853
1706824854
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币，制造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较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陆战之不力也。[22]
1706824855
1706824856
事实上此战中日双方之武器差距并不大，陆战武器尤其接近。日军获胜原因本书其他章节另有详细分析。此处仅强调指出李鸿章之战争观和战斗观均过分拘泥于武备层面。相对于那些对现代武备一窍不通的旧式文人，李鸿章固然有其超越同侪之处，但终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就严重限制了晚清军事建设的成就。而没有军事力量保驾护航，一切发展性变革终将验证亚里士多德关于“失去武装保护的财富只能引发强邻觊觎”的预言。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晚清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无一人意识到这一点。而晚清之陆海军建设即深受此种认知缺陷的拘束，始终未能得到真正有力的发展。
1706824857
1706824858
1706824859
1706824860
1706824861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38]
1706824862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中日陆军转型对比
1706824863
1706824864
清军号称有百万常备陆军，分为八旗、绿营、勇营、练军四类。其中在法理上的正规国军是八旗和绿营，勇营和练军则仅起临时辅助性作用。但是，从实战角度审视，各军价值恰恰相反，二十余万八旗早已堕化为特权集团，四十余万绿营兵在太平天国内战后也丧失了实战价值，更像是一支武装警察部队。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三十余万勇营和练军。而清廷既不能对八旗、绿营加以整顿，又不能痛加裁汰，从而形成正规军空耗兵饷而无战斗力的奇怪局面。[23]
1706824865
1706824866
而在这较有战斗力的部分中，绝大多数部队只有内战价值，能在装备和战术训练上勉强抵御外侮的，只有李鸿章麾下的三万余名北洋陆军（详见本书第十一局第一节），无预备、后备人员。[24]如临时征募，则至少要训练三个月才能形成初步战斗力。
1706824867
1706824868
“营”是这些部队的最高常设单位，以步营而论，一营四哨（另亲兵一哨六队），一哨八队，每队12至14人不等，另每营长夫180人，一营满编685人。其中长夫为湘淮军系统的特色人员，属于半工兵半辎重兵性质的辅助力量。[25]但一般情况下清军说到营兵时，只算战兵人数，长夫则另外计算。故而，在清军的记录和奏报中，多以500人为约定俗成的一营人数。但如是马营，则仅250人。
1706824869
1706824870
此种营制最严重的问题即在于，即便在战时状态，营之上也没有常设单位，而只有统领这一临时职务。即便营数极多，战场范围极大，也不过在数个统领之上增设临时性的总统，[26]而数营和数十营的指挥官均在同一级别，其指挥调度之乖张可想而知。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尚未脱离前拿破仑时代之传统，仍以指挥官之口眼耳范围为战斗管控范围。对拿破仑战争中出现的军师结构自然难以吸收消化，后拿破仑时代之参谋总部组织更不入法眼，从而使得清军全无战略单位和作战单位意识，只有一大堆战术单位和零星破碎的战术概念，且此战术概念亦仅重武器。李鸿章对发现、购买先进武器向来是不遗余力。这是他在太平天国和捻军内战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以新式武器压倒敌军。同治三年五月底他在写给曾国藩的汇报中便提及：“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枝，是以所向披靡。”[27]
1706824871
1706824872
所以淮军率先抛弃中国自产的老式火枪、抬枪，全部换装进口步枪，此后于新式步枪、火炮之引进始终不遗余力。而包括湘军在内的各股武装甚至长期还保留着刀矛部队。故淮军之装备在国内各军中始终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内战经历，反而限制了淮军的战术意识和军事学说体系的建立。一旦遭遇装备相当但具备现代战术、战略素养的新式陆军时，其缺陷便暴露无遗。此点在中法战争中已有展现，可惜未能及时引起清廷上下的深入思考。[28]
1706824873
1706824874
反观日本，自幕末以来，日本陆军以法国为师，在明治维新初期便形成了完善的步、骑、炮、工、辎五兵种协同的战术体系。普法战争后，日本陆军要员逐渐意识到普德军事系统之先进，乃断然转向“以德为师”。明治十一年（1878），日本组建了参谋总部，并设立陆军大学，聘请来自德国参谋总部的少校参谋麦克尔任总教习，以全力打造日本的陆军军官团。[29]麦克尔逐步令日本军人明了“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30]而日军参谋总部更在内部改革的同时，连续派出大量参谋人员进入中国，测绘精密地图，收集各类信息，为中日战争作充分准备。[31]
1706824875
1706824876
相比之下，中国也不乏注重对日情报搜集的人员。如沈葆桢在1894年台湾危机后便派专员去日本搜集情报。跟随黎庶昌赴日的随员姚文栋，用了5年的时间搜集日本地理资料，先后编纂了《琉球地理小志》、《琉球说略》，并于1884年编译了10卷本的《日本地理兵要》。后者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重视，被官方刊印后分发全国与军事相关的机构参阅。此外，同为驻日使馆人员的陈家麟、傅云龙、黄遵宪也都非常注重日本研究。1887年陈家麟编写了四卷本的《东槎见闻录》，1887年黄遵宪撰写了30卷本的《日本国志》，1888年傅云龙编纂了30卷本的《日本游历图绘》。这些研究成果颇能立足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探求实学得失。像《日本国志》这样的杰作，在日本也没有可与之比肩的作品。但是，从实战角度审视，又不能不承认，这些书籍对当时的中日战争没有太大价值。原因有三：
1706824877
1706824878
其一，这些作者虽然都是优秀的官僚和人文学者，但缺乏现代军事学和地理学的专业训练，仍只能大而化之地探求文化、制度、风土人情背后的启示，而无法将之转化为高度实战化的军事资源。
1706824879
1706824880
其二，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事制度，也没有高素质的参谋军官团，无法针对性地将相关学术研究与专业军事需求进行对接。
170682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