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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甲午年的出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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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午前夕，远东战略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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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巨文岛事件后，英俄关系暂时缓和，连带的整个远东形势也得到缓和。这种大环境的缓和，反而释放出了日本挑起局部战争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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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要抢在西伯利亚铁路与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前击败中国，从而不再等待海军军备全面反超中国，而只是需要一个较为有利的时机：这个时机需要提供一个有利的出兵理由，又要能够避免重蹈壬午、甲申年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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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鲜内部形势也日趋复杂，东学党暴动失控引发的借兵问题，构成了相当有利于日本的开战时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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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族觉醒风潮已渐入朝鲜，朝鲜内部对华反感的力量渐渐增强。日美俄等国为强化自身在朝鲜的影响力，纷纷对朝鲜进行思想渗透。金玉均等甲申政变的叛逃者便一直得到日本的庇护，美国则力推朝鲜获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俄国更是汲汲于获得新的出海口。李罡应失势后一枝独大的闵妃，也玩起了制衡游戏，企图借助俄美等西方列强，平衡中日在朝鲜的对抗和影响力，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混乱。1885年10月5日，为平衡闵氏集团的权势，清廷又将李罡应送回汉城，[29]但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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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时任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兼具双重任务，对外要防范并抗击日本的侵略，对内又要防范朝鲜对宗主国的离心倾向。由于日本在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介入均被中国挫败，癸巳危机又大事化小得以解决。袁世凯对日颇有轻视之心。当1894年东学党之乱初起之时，袁世凯首先防范的是朝鲜内部的反华派，其次才是日本，而他防范的又不是日本大举入侵朝鲜，而是和前几次危机一样的小动作。他在3月8日（二月初二）给李鸿章的建议中说得清楚：“知韩国之官府中人与富商大贾现正密谋，欲有所动作，究其目的为欲镇压暴动乎，抑为阴谋新乱事乎，则目下尚难确言也”。而日本已派军舰来朝鲜保护商家与居民，“我国商民居此者亦不在少数，皆人怀忧虑而不自安。”“而目下停泊朝鲜海面之我舰，只小舰一艘，势难东西兼顾。惜全部北洋舰队现皆南巡，何时北归，想中堂必有确悉也。可否电令丁汝昌提督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鲜，停泊此间以保护我臣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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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掌控全局的李鸿章不能不更关注日本的动向。金玉均事件发生后，李鸿章通过长崎理事得到消息，说日本欲“调兵赴韩”，乃于4月8日（三月初三）致函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令其调查消息是否准确。[31]就在李鸿章等待回信期间，袁世凯已派译员往探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的“词意”，得出了“毫无生事端倪”的结论。[32]对此，李鸿章并不放心，他于4月10日（三月初五）致电袁世凯，嘱其注意：“倭之于韩耽视久矣，乘隙窃发，韩应预防。兵行多诈，恐非遣探大鸟能得确音。”[33]直到汪凤藻来电称“调兵事系讹传，似未便不商会便遽动兵”，[34]李鸿章这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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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因金玉均遇刺及戮尸、朴泳孝在日遇刺未遂、朝鲜使馆被搜等事件，日韩矛盾又升级，终致互撤使节。同时，东学党动乱规模也升级。5月8日（四月初四），在小站阅兵的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电报，后者汇报了东学党之乱的状况，并提到朝鲜方面希望在仁川港的中国军舰平远号能够协助运输平叛部队。对此，李鸿章当即指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落实。[35]他自己则忙于校阅北洋海军。日本海军为了获得此次校阅行动的情报，立即派出赤城号炮舰（舰长出羽重远少佐）前往旅顺，申请观摩中国的这次海军大演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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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亲自接见了出羽，相谈甚欢，并给与了方便。之后，“赤城”号不仅尾随北洋舰队，详细观察了演习过程，随员还登上旅顺炮台参观。演习结束后的21日，出羽舰长和一名军官与同时参观演习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等一起接受了李鸿章的款待。23日该舰跟随抵达芝罘时，当地日本领事馆二等领事伊集院彦吉在给外务省并转海军省的报告中提及，“受到了未曾想到的款待，达成了充分观察的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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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李鸿章对日本的警惕性亦非常有限。而日本军方却不满足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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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日本海军已派遣大和号军舰前往仁川。5月18日，原在仁川的军舰大岛号被调往釜山。20日，筑紫号从本土前往仁川。25日，又向仁川增派了通报舰八重山号。[37]由此形成了三艘日舰在仁川的状态。更多日舰也已在来朝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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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日本驻朝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浚致函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指出如东学党之乱失控，朝鲜高层只有两个选择：或被迫进行内政改革；或向中国借兵助剿。杉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极大。“一旦清兵入韩，朝鲜未来形势变化之趋势莫测。”他进而提出两点建议，“为保护我官民及为保持日清两国之均衡，至平定民乱、清军撤退为止，或以保护使馆名义，按旧约出兵；或清军虽入韩，我政府亦不必另下派兵命令。”并建议外务省进行“预先审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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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杉村采取双管齐下的情报策略，对朝鲜朝廷和中国驻朝机构同时进行多方刺探，基本做到了及时、详细地掌握相关动向。很快，平远舰参与朝鲜内战的消息亦为日本方面获悉。5月26日（四月二十二日），日本使馆派译员去朝鲜外署询问平远号为何参与行动。朝鲜官员答以“借送韩兵”。日译员又问有无中国士兵上岸。朝官员给予否定回答。日译员又强调，如有中国士兵上岸，必须按照乙酉年的条约知照日本。袁世凯由此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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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况对政府军的日趋不利，袁世凯建议加强援朝力度。对此，李鸿章认为“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倭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但表示可接济朝鲜正规军一批枪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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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基于对日本情况的错误判断，认为中国如能借这次机会出兵朝鲜，代为镇压东学党之乱，是一次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好机会。所以，他不断敦促朝鲜小朝廷向中国借兵，同时向李鸿章陈情，强调朝鲜方面的借兵请求是“必不可却之举”。因为：（1）如果中国不主动介入，一旦被其他国家抢先，就会严重削弱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2）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中国出兵朝鲜只需对日本进行外交知照即可，并无一方出兵另一方也出兵的规定，不需担心引发连锁反应。（3）日本即便出兵，也不过是百余人规模，前来汉城保护使馆；由于动乱地区远离汉城，日军来汉城反而引发纠纷，甚至将遭到朝鲜和各国的一致反对。潜台词就是日本连百余人规模的出兵都难以落实。[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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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情则全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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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日参谋本部得到了一个情报，三千名清军将从直隶前往朝鲜。5月30日（四月二十六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形成了促使内阁出兵的主流意见。当晚，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在家中，与下属第一局局长寺内正毅、刚从朝鲜考察返回的第二局第一课主任伊地知幸介等人详细讨论了朝鲜形势，并就出兵的运输、通信等细节问题进行了实战化商讨。讨论者中居然还包括了来自海军的大尉松本和。[42]最终决定立即联系海军和民营机构，开始出兵朝鲜的输送准备工作。[43]后来虽然证明了28日的情报是误传，但并未影响日本陆军的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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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寺内等人便开始联络日本邮船会社，落实运输船舶问题。[44]同日，重镇全州被东学党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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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四月二十九日），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朝鲜当局写好了借兵文书，只等前线再败即送出。反之，若战局好转，则不送。[45]同日，杉村浚派书记生郑永宁去拜会袁世凯，郑永宁一面刺探中方情报，一面继续释放误导信息。他试探性地问袁世凯：“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袁世凯居然毫未察觉其中的寓意，竟坦率地告诉对方：“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并反问对方：根据《天津条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郑永宁回答道：“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便以此为依据，草率判定日本不会轻易出兵。[46]李鸿章又轻率地采纳了袁世凯的判断，决定只待朝鲜借兵助剿的正式文书一到，便出兵朝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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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内阁已在2日这天正式决定出兵朝鲜。[48]且日军出兵决策的背后，有清晰的开战计划。当晚，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前往外务省，与外相陆奥宗光、外务次官林董实施进行了密谈。[49]密谈中，川上提出自己的判断：清军出兵规模大致为五千人，日军为获得数量优势，应出动八千人规模的混成旅团，只要能在汉城附近的战斗中获胜，即可迫使清廷议和。如清廷仍继续抵抗，并跨鸭绿江出兵，则增派一个师团的援军，推进到平壤一带，击溃自鸭绿江南下的清军，迫敌求和。对此，陆奥表示认可。林董则将这次晤谈内容总结为：“已不是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取得胜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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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四月三十日）清晨，杉村浚亲自拜访袁世凯，“交谈达三小时之久”。[51]袁世凯告诉杉村，朝鲜政府已于全州陷落后决定向中国请求救兵，只是正式文书还没有到。杉村一面将这个最新情报上报东京，一面打探文书发出情况。[52]其实，就在3日这天，袁世凯终于收到朝鲜官方的正式借兵文书。当晚袁世凯即发电通知李鸿章。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完全没有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来临，反而从他和杉村浚的晤谈中，得出了“（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的结论。同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和日本驻天津领事晤谈后，也得出了“略同”的结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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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五月初一），袁世凯派其书记官蔡绍基通知杉村，朝鲜已正式向清国发出借兵文书。杉村在收到通知后，立即致电陆奥，“清国军队约一千五百人即将自威海卫出发。请速派来日本士兵”。[54]杉村对清军的出发地虽判断错误，但对清军出兵规模的判断则惊人准确。同一天，李鸿章在接到朝鲜的借兵公文后，做出了如下安排：[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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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丁汝昌派军舰济远、扬威赴仁川、汉城护商。 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军练劲旅一千五百名，配齐军装，分坐招商轮船先后进发”。 致电驻日使节汪凤藻，令其将中国出兵事宜告知日本，“以符前约”。 部署完毕后上奏。 6月5日（五月初二），日本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了大本营。大本营是战时才设立的最高指挥机构，说明日本已经准备大打出手。作为最高统帅的天皇批准向朝鲜派遣混成旅团，参谋总长则对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了动员令。[56]陆奥则通知杉村，大鸟圭介将于6月5日下午一时乘坐八重山号驶离横须贺，直航仁川。随同大鸟一起前往仁川的还有300名海军士兵和20名警察。只有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态度相对较温和。大鸟出发前，伊藤指示应与袁世凯进行协商，尽可能和平了结。但陆奥宗光却给大鸟作了如下口头训令：要把在朝鲜取得优势作为主要目的，“向这个方向前进，纵使破坏和平，完全由我负责，所以阁下即使觉得过激，也无须顾虑，而应采取坚决措施。”[57]在朝鲜，杉村再度派郑永宁去清国使馆刺探情报。袁世凯又轻易将出兵规模相告：1 200名清军将于6月6日从山海关出发前往朝鲜牙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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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五月初三），第一批清军910人自塘沽出发。汪凤藻亦于当天将中国出兵的消息通报日方。但汪凤藻旋即得知日本也在讨论“派兵赴韩”的问题，他立即致电李鸿章，询问日本此举是否是和李商洽的结果。李鸿章接到这封电报后，并未上心，仍以为：“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且汉城安静无事，祈与妥商。”[59]李企图靠汪凤藻的口舌之辩阻止日本出兵，并预先认定日本出兵规模有限不足为虑，显现是受到了壬午、甲申两次事件前例的影响。而日方在这天已决定先将大岛旅团中的1 024名士兵、7匹马、13天的口粮、30米的架桥设备运往朝鲜；[60]并通知北京的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和驻天津的领事荒川己次，让二人分别就日本出兵之事知照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又通知汉城的杉村浚，要预先“为三百名海军提供膳宿”，“但你要小心行事，因为还未给中国政府发出派军之通知”。[61]陆奥在出兵训令中，提到出兵规模“除三百名海军外还要增派”，还特别叮嘱杉村，在告知朝鲜方面日本出兵事宜时，不要告诉对方出兵之规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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