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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李鸿章的误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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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均是19世纪国际战略棋局中的资深棋手，其外交官群体对大国间之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习为家常便饭，何以竟会被李鸿章左右鼓动？归根结底，除英俄矛盾的客观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两国各有自己的现实主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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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作为全球和远东地区最大的既得利益国，在远东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策略。它最不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会造成地区形势动荡，让俄国收渔人之利。故而，对英国而言，中日之间保持和平、朝鲜形势维持现状是上上之选。东学党之乱爆发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Sir Nicholas Robert O，Conor）的第一反应是：“如果起义蔓延到北方，势必引起大乱，导致俄国出兵干涉。”[8]中日竞相出兵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又指出，“防止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是至关重要的”。[9]欧格讷也在第一时间派出代表去见袁世凯并送去信函，特别强调了英国对日、俄趁机搞乱朝鲜局势的担心。[10]小村寿太郎也发现，欧格讷“认为日本兵遣韩实为下策，且不必要”，“唯恐俄国有举动，一再担心日清间纠葛之发生”。[11]总理衙门和欧格讷才能迅速形成密切外交协作。无论李鸿章是否搬出俄国，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会努力维持朝鲜和局。但李鸿章搬出俄国后，虽可在短期内获战术之利，却也带来极大的副作用——引发了英国的猜忌，反而给日本留下拆散中英关系、瘫痪调停大局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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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俄国的远东策略是打破现状，扩张其势力。面对中日矛盾的激化，它的选择自由度较英国为高。因为它既可以坐观中日厮杀以伺机收取渔利，也可以通过介入调停的方式和平获得朝鲜事务的参与权。当李鸿章开出中日俄三边会议协商解决朝鲜危机时，等于默认朝鲜局势已由传统的中国一家独大、甲申事变后的中日两强对峙，变成了中日俄三方协商，其实已经给俄国转让了巨大利益，俄国自然乐于介入。即便李鸿章不搞英俄间的离间挑唆，俄国也乐得不战而得此渔利。实则从中国立场上，颇有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顾此失彼。且中国一旦向俄国作此让步，必然极大损害英国利益，反而有可能促成英日同盟，从而糊里糊涂形成英日同盟对中俄同盟的格局。欧格讷获悉相关信息后，便向总理衙门大臣委婉指出：“闻有中日俄三国会议之说，俄国与议一节，恐怕不行，这是别人的议论。”[12]小村寿太郎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在7月9日（六月初七）和总理衙门大臣的会谈中，才敢于底气十足地说：“三国会议之说，我们决不答应，就为此事打仗，我们也不怕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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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终究还是有所怕。其最怕的就是英国以中止英日修约谈判来压迫日本就范。这个修约谈判的重大意义，本书第四章结尾已有陈述。日本政府对其极其重视，这就使得英国手中有了一张制日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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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敢在1894年挑起这场冲突，就是算准了：对华一战已有胜算，俄、美等列强均无法采取有效干预，而英国又要借助日本抗俄。但是，以大英帝国之老于均势外交，自然不会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英国在俄国加紧战略东进、中国又迟迟不表态的情况下，只有扶植日本，但英国决不希望只有日本这一个选择。故而，即便中国不表态，英国也希望能保留中国做预备选择。反之，就算英国选择了支持中国抗俄，也会保留日本当备选。即英国不希望中日双方中的任一方被清除出远东均势格局。所以，英国虽要依赖日本抗俄，却不希望中日开战。如果英国以废止英日修约谈判相要挟，日本只能屈服。但这也意味着英国将失去抗击俄国的代理人，则除非中国愿意表态抗俄，否则英国不会以废止修约谈判来压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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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6、7月间的朝鲜形势虽貌似复杂，实则全在英国之向背。而英国之向背又决定于中国能否顶掉日本的抗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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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再看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李鸿章真正应该谋求的，只有两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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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力谋求中英合作，不惜摆出帮英国抗衡俄国的姿态，以降低日本在英国战略棋局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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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阻止英日修约为筹码，逼迫日本在朝鲜危机中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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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乎李合肥有外交战术而无外交战略，自始至终未能驾驭大局，反而以为“日忌英不如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14]自作聪明离间英俄。这就不免太小瞧了日、英、俄三国的外交战略能力，也将英俄日中朝五边关系看得过于简单。连带的也未能看清军事形势的关键，从而贻误了另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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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攸关全局的“治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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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勿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如能通过外交运筹不战而胜，自然最佳。但也要预作最坏打算，以防日本铤而走险。从这个角度看调停造成的军事行动暂停，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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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关键在于强化我方的强点，消除我方的弱点；同时强化对方的弱点，消除对方的强点。此即《孙子兵法》所谓“未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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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强点在于控制了仁川港，又形成了一线兵力优势，占尽先机。中国的强点则在于国大人多，抗击打能力强。但是，由于中国未能建立现代化的兵役制度，又受到传统型财政的限制，平时兵力有限，新募兵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形成战斗力。中国要强化自己的强点，就必须拖延时间。日本要强化自己的强点，就要强制中国在日本选定的战场、时间内作战。中国要消除对方的强点，就要想方设法使仁川港的军事职能瘫痪。日本要消除中国的强点，就要尽快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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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看到，中日双方除了各有一个强点，还各有一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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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大的弱点就是前述日英修约谈判。但日本通过前一轮的奇袭，形成了在朝鲜的军力优势，又导致清军在牙山的孤军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弱点。盖清军虽然在纸面上有百万常备军，但八旗、绿营早已丧失战斗力。真正具备和日军进行近代化作战的部队甚少，短期内可用者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二万五千余人。其中大部分负有固定要塞区的防御任务，能担任机动作战的部队甚少。而牙山孤军其实已占到北洋陆军的十分之一，如以机动兵力比率计算则更高。这就意味着，清廷不能轻易放弃这十分之一的有生力量。正因为棋已走重，所以不能随意弃子；又因为位置不佳、强敌在旁，所以极易受攻。调停如能取得彻底成功，迫使日本退回本土，固然万事大吉；但如调停失败，牙山孤军就成了日本手中的“人质”。故而，中国能否利用调停带来的暂停，变被动为主动，关键就在于能否消除掉被动的关键——既重又弱的牙山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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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围棋术语来形容，牙山孤军业已成为拖累中国的一块不轻不重的孤棋——轻未轻到可以弃子，重又未重到可独当一面。能否及时治理好这块孤棋，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初战。从这个思路看牙山难题，就会发现，对清军而言，排开不能考虑的弃子方案，尚有如下六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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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无论日本如何行动，中国都先将牙山孤军撤回，如此即消除了最大的弱点，也等于变相消除了日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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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大举增兵牙山，通过补棋，变弱点为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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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牙山位置不佳，一如对局中的棋形不佳、位置不当。与其如此，不如集中北洋陆海军主力，一举控制仁川，反包围汉城日军。牙山孤军亦向仁川—汉城一线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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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取陆上交通线增兵，自鸭绿江南下，占据平壤为根据。同时撤出牙山孤军，集中平壤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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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占领平壤的同时向牙山增兵，形成南北对进、夹击汉城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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