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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八局开战法理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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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拂晓，在朝鲜发生了日军强行攻入韩王宫、劫持朝鲜国王的事件。这是日本发起战争前的最后准备，也是中国在战争实际爆发前输掉的最后一轮对弈。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一场久被忽略的较量。这轮对弈虽然是在日本占据压倒优势的环境中展开，中国却仍有作为的空间。何以最后仍是日本胜出？正是本章所要检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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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被忽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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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往往轻视开战的法理问题。但是，由于现实中的人并非个个都接受现实主义逻辑，无论是从战争动员、战时宣传，还是战后书写历史的角度，兼顾法理和现实的胜利总是最佳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符合阻力最小原则，真正高明的现实主义战略家，总是追求现实和理想的合一，此即“师出有名”的战略含义。那些彻底无视法理的现实主义者反而往往沦为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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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日本的某些历史教科书直到今天仍敢于宣布，甲午战争的实质是日本为朝鲜争取独立的正义战争？原因即在于，日本通过7月23日攻占韩王宫的行动一举控制了朝鲜国王，进而组建了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新内阁，并迫使朝鲜单方面宣布从传统中朝宗藩关系中独立。这样一来，在朝清军即处于非法滞留状态。日本再进而迫使朝鲜授权日军驱逐非法入境的清军，即占据了法理优势。此后，日军还借助这一优势，依靠亲日内阁授予的文书，获得朝鲜地方官民的后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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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7月23日的行动决不能等闲视之。但后人却不免常怀有这样一种疑问：既然日军业已控制了仁川、汉城，形成了压倒性的军力优势。朝鲜君臣自然成了瓮中之鳖。清廷想介入，也是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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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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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朝鲜国王个人地位极其独特，所以日军此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即在于：“在王宫内进行搜索，找到国王，把国王控制在手中。”[1]但是，要在深宫内找到并控制住一个人，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万一杀伤国王，弄巧成拙，反无法向朝鲜臣民和国际舆论交代。日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发动进攻前，大鸟圭介特别告诫大岛义昌，要求后者承诺：“即使让国王逃逸，也不可加害国王身体。”如果朝鲜国王逃走，日本便搬出大院君，组建傀儡内阁，形成次级合法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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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我们，清军虽然未能控制仁川、汉城，且已丢失一线军力优势，但只要袁世凯能在关键时刻说服或强制朝鲜国王或遁走中国，或北逃平壤，届时，中国即可搬出朝鲜国王对抗大院君。两相比较，反而是中国在法理上更占优势。如果袁世凯有充分的准备和自信，甚至可以等到23日凌晨日朝士兵冲突开始后，再携朝鲜国王出逃，亦无太大困难。即便二人同为日军所杀，亦各为本国烈士，且一为外交人员，一为最高元首，适足以成为舆论战的绝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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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袁世凯之进退取舍，实为此间关键。而负有指导责任之李鸿章亦责无旁贷。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却恰恰是再次展现了李袁二人组的贻误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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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李、袁的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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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大举出兵的现实不仅击碎袁世凯此前关于日本不会出兵的错误判断，而且令其手足无措，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误判：“……倭大队陆续来汉，日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渐炫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意渐携贰，如倭队至汉，吓骗均易著力。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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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错误判断的基础上，袁世凯在6月24日（五月二十一日）致电李鸿章，称：“今倭已围据汉城，危在呼吸，惟望华救，请速电宪台设法，拟赴津求救请派重兵。”[4]所谓“赴津求救请派重兵”只是借口，实则是希望能得到批准，尽快离开朝鲜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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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向李鸿章呼救：“韩恐贰，难持，乞速设法示。”李鸿章立即听出袁世凯的弦外之音是想重提离开朝鲜，便回电劝其“略忍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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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袁世凯又以极不确切的情报为由，声称日朝已勾结，即将驱逐在朝中国官员，则与其被驱“受辱”，不如主动“撤回”。并露骨地表示：“倘事急，拟先赴仁候示。”[6]袁世凯甚至还危言耸听地说，大鸟圭介将“兵押凯出”，“果而，辱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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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世凯的连番呼救，李鸿章最初尚能保持镇定。他在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韩未认非华属，应留。”并“密劝（袁世凯）坚持”。甚至说出了“要坚贞，勿怯退”的狠话。[8]但是，究李鸿章之深层考虑，则在于：“……（日韩勾结）现在究无实据。袁若遽归，倭又将引为口实，似宜先行电止，并知照汪使，均令少待，候有失和确据，再行撤回。”[9]则他与袁世凯的差别，只是早撤晚撤的差别，同样没有意识到当下的斗争焦点所在，自然无法给袁世凯指出建功立业的明路，而只能让袁世凯多拖延几天，走得更漂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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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训诫，袁世凯的情绪暂时趋于稳定，至华历五月底、六月初，袁又再度张皇失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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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忽派金宏集为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韩意以华不可恃，将派金与倭商改政，凯难干预。倭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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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前以未认非属，故仍在差。惟倭胁韩欺华，韩情日变，消息常阻，凯坐视无益。韩倭情形，惟凯深知，拟请调赴津京商和战各情，冀可速了，迟则枝节愈多，更难著手。奉调回，派唐守绍仪暂代，无损事体，堪备坐探。是否，乞示遵。”[11]甚至反复自认无能：“……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悉，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以唐守暂代。”[12]“反复筹思，在此殊无办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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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无外乎一个“走”字，既高估了自己回国后的作用，又低估了自己留在朝鲜的价值。他虽声称“唐有胆识，无名望，倭不忌，探消息，密助韩较易”，[14]实则全无安排，不过急着击鼓传花般交差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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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希望袁世凯能等待俄使韦贝抵韩面商，清廷才又叮嘱袁世凯“似宜稍待”。[15]但同时又已安排退路：“倘至事不可挽，或由尊处以面询事件为名，调令赴津，亦不著迹。”[16]等于是给袁世凯的回国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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