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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李、袁的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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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大举出兵的现实不仅击碎袁世凯此前关于日本不会出兵的错误判断，而且令其手足无措，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误判：“……倭大队陆续来汉，日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渐炫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意渐携贰，如倭队至汉，吓骗均易著力。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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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错误判断的基础上，袁世凯在6月24日（五月二十一日）致电李鸿章，称：“今倭已围据汉城，危在呼吸，惟望华救，请速电宪台设法，拟赴津求救请派重兵。”[4]所谓“赴津求救请派重兵”只是借口，实则是希望能得到批准，尽快离开朝鲜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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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向李鸿章呼救：“韩恐贰，难持，乞速设法示。”李鸿章立即听出袁世凯的弦外之音是想重提离开朝鲜，便回电劝其“略忍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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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袁世凯又以极不确切的情报为由，声称日朝已勾结，即将驱逐在朝中国官员，则与其被驱“受辱”，不如主动“撤回”。并露骨地表示：“倘事急，拟先赴仁候示。”[6]袁世凯甚至还危言耸听地说，大鸟圭介将“兵押凯出”，“果而，辱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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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世凯的连番呼救，李鸿章最初尚能保持镇定。他在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韩未认非华属，应留。”并“密劝（袁世凯）坚持”。甚至说出了“要坚贞，勿怯退”的狠话。[8]但是，究李鸿章之深层考虑，则在于：“……（日韩勾结）现在究无实据。袁若遽归，倭又将引为口实，似宜先行电止，并知照汪使，均令少待，候有失和确据，再行撤回。”[9]则他与袁世凯的差别，只是早撤晚撤的差别，同样没有意识到当下的斗争焦点所在，自然无法给袁世凯指出建功立业的明路，而只能让袁世凯多拖延几天，走得更漂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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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训诫，袁世凯的情绪暂时趋于稳定，至华历五月底、六月初，袁又再度张皇失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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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忽派金宏集为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韩意以华不可恃，将派金与倭商改政，凯难干预。倭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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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前以未认非属，故仍在差。惟倭胁韩欺华，韩情日变，消息常阻，凯坐视无益。韩倭情形，惟凯深知，拟请调赴津京商和战各情，冀可速了，迟则枝节愈多，更难著手。奉调回，派唐守绍仪暂代，无损事体，堪备坐探。是否，乞示遵。”[11]甚至反复自认无能：“……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悉，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以唐守暂代。”[12]“反复筹思，在此殊无办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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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无外乎一个“走”字，既高估了自己回国后的作用，又低估了自己留在朝鲜的价值。他虽声称“唐有胆识，无名望，倭不忌，探消息，密助韩较易”，[14]实则全无安排，不过急着击鼓传花般交差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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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希望袁世凯能等待俄使韦贝抵韩面商，清廷才又叮嘱袁世凯“似宜稍待”。[15]但同时又已安排退路：“倘至事不可挽，或由尊处以面询事件为名，调令赴津，亦不著迹。”[16]等于是给袁世凯的回国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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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7月7日（六月初五）清廷又暂时拒绝了袁世凯回国的建议，理由是：“现在倭韩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习，著无庸调回。”[17]并通过李鸿章特别提醒袁世凯，“切不可径自赴津，如必须令其面禀情形，仍应请旨遵行。”[18]但关于朝鲜国王问题，则依然无一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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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再次说明，清廷决策层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都已经认定汉城大势已定，无棋可走。总理衙门大臣和李鸿章比袁世凯高明者，即在于前者皆老于官场，知道撤使也要撤得漂亮，要上下左右皆无话说。但在战略上，双方实在是同一水准，都未能在貌似无棋处看出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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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清廷对和战的态度却已发生根本逆转。6月25日（五月二十二日），军机处给李鸿章连发两道上谕，指示李鸿章以日本为对手速做军事准备，以防万一，标志着清廷意态的转变。[19]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又给李鸿章发出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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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傥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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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六月初四），光绪发上谕给户部和海军衙门，要求二者迅速筹备军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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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六月初十），上谕督促李鸿章加紧进行军事准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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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六月十二日），清廷正式“决进兵之策”。[23]“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同时增援叶志超部孤军。[24]第二天，李鸿章上奏指出“查我进兵须由北路，平壤最为扼要，进退裕如”。[25]次日，清廷明确了“一意主战”的决策。[26]李鸿章则将具体的调兵规模、所调部队及进军路线上奏。[27]而日军的备战如前两章所述，更是远早于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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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中日战争已开始进入倒计时，也就意味着袁世凯回国的时间也开始进入倒计时。就在清廷“决进兵之策”的7月14日，袁世凯本人又开始委婉提出回国要求，只不过这一次的理由变成了疾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料理。唐优智虑，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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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袁世凯又连发急电：“奉旨留凯，与各国员商事且通消息，今已无可通商。各路将进兵示决裂，在此华官民将尽为残辱。凯病至此，何可得保国（不）辱国，乞速示。”[29]“凯等在汉，倭围月馀，视华仇甚，凯病如此，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虽死何益于国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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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害怕自说自话，力度不够，同天还以唐绍仪的名义发出一电：“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韩事以袁道为最熟，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效。若弃置不顾，可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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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无外乎求迅速撤离。至袁世凯关于生死荣辱之论，貌似慷慨深沉，实则是惊慌失措、算路短浅。如只是为死而死，确实是虽死无益，但如能抓住关键，则虽死亦大有益。何况如能顺利携带朝鲜国王离开汉城，既可保命，且大有功于当时，大有名于后世。可惜袁世凯终于没有做丝毫努力。清廷中枢诸臣，或如李鸿章已焦头烂额，或如翁同龢、文廷式等辈尽皆科举文人，更不会做出有力指导和匡正。机会就不免坐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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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18日（六月十六日），清廷终于批准袁世凯离朝。[32]19日夜，袁世凯秘密潜逃至仁川，乘坐中国军舰回国。[33]袁世凯离朝前，倒还没忘记对朝鲜官员打气，声称中国大军即将入朝，局势已到逆转前夜，要求朝方断然拒绝日方的改革建议，并要求日军离开朝鲜。这个建议倒是切中了争夺合法性的关键。可是，在日军磨刀霍霍之际，袁世凯不采取根本预防措施，反而一走了事，临走又煽风点火，实非明智之举。而朝鲜方面受此鼓舞，对日态度骤趋强硬。这反而提醒了日方，加速了日方的图穷匕见！而唐绍仪要到日军展开武力行动的前一天——7月22日（六月二十日）才刚刚意识到，日本有可能“持韩政、囚王”。[34]而当李鸿章次日就此事咨询业已回国的袁世凯时，后者居然以为“大鸟囚王之说当做不到”！李鸿章亦以此回报总理衙门，可见其默认此分析。[35]但大鸟究竟能否做到，却显然不以袁、李二人的判断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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