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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实践之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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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比，可知日本拥有胜于清军之战争指导机构，亦展示出胜于清军之战争计划制定能力。日军之三套计划呈并列关系，视制海之程度而随意进退，因而获得极大的执行弹性。李鸿章则以一人敌一国，难免捉襟见肘，又为光绪等人所干扰，前后计划七变，却全是在一个方案上随机性反复涂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越抹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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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清廷能迫使日军放弃甲案，全赖李鸿章个人之应变。事后看去，李鸿章确实不愧为大清国的头号军事事务专家，他对己方的弱点和敌军的优点都能较理性地把握，又能以充分的耐心和娴熟的官场太极拳应对内部干扰。事实上，经过几轮抽调之后，不仅北洋陆军的机动兵力悉数入朝（只剩徐邦道的500名骑兵尚在国内），部分守备兵力亦遭抽调。尤其在京津、京榆两条作战线上，机动兵力和守备力量都极其薄弱，等于是在唱空城计。海军自然成为防卫的核心力量。盖海军如能遮断渤黄海交通线，敌军便只能从陆上缓慢推进，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实为极其安全之大后方。但如反之，则立时成为整个防线上的致命缺点。日军甲案之要点亦在于此。故而，李鸿章竭力避免海军进行主力决战，从而保持随时切断海上交通线的能力，正击中日本甲案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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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8月中旬，李鸿章可以说已经赢得第一回合的较量，再考虑到这是在没有参谋总部制度支撑，反而要应付外行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就更足见李鸿章之能力确实远胜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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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鸿章的胜利亦止步于此。他虽挫败了日军之甲案，可当日军转向乙案时，清军计划之缺乏弹性立即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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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之关键在于，一般性的“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虽可挫败甲案，却无法对付乙案。必须让此种游弋切实威胁到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安全，才算同时消除日军甲、乙两类威胁，方为具有充分弹性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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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质疑，如清军深入威胁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必然给日军以形成双方主力会战的机会，从而形成“避免决战”和“威胁敌交通线”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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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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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前类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北洋海军的主体由两种截然不同的舰种组成，一为主力舰，一为巡洋舰。前者以舰队决战为本职，要尽量集中；后者则肩负着侦搜、警戒、破交、反破交、情报传递等多重任务，是不折不扣的“舰队之眼”，必须分散部署，而且要向敌军交通线和舰队来袭方向尽量前出，充分延伸战术触角，才能形成战、走两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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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不免又要质疑，日军新锐巡洋舰在速力、火力上均占优势，中国巡洋舰分散部署，岂非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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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又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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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岛海战充分揭示了中日巡洋舰战力的巨大差异（详细分析见本书大东沟海战章），但却也同时展示了另一点：如中国军舰一意避战，则日军巡洋舰虽有速度优势，在渤、黄海内仍不足以有效追歼清军巡洋舰。因为日军新锐巡洋舰数量有限，速度优势也未达到足以迅速阻止敌方巡洋舰逃入附近军港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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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没有飞机、卫星等侦搜手段的19世纪，想直接形成海战固然不易，但如能通过攻敌海军必救的方式间接促成海上决战的可能却非常之大。而固定又难以替代的海上交通线，就是最佳的攻击对象。在卫汝贵、马玉崑部海运大东沟之后，清军就基本上废弃了海上机动。反之，日军在没有取得制海权的情况下增兵朝鲜，第一反应就是取道元山和釜山。但事实证明，二者均不适合大部队远程机动。最终，日军只有冒险走海道增兵仁川。这就为清军的巡洋舰破袭留下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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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只需将全国的巡洋舰皆向北洋各军港集中，进而将巡洋舰两、三舰一组分散行动，尽量向朝鲜西南海域前出，即可有效威胁日军的海上运输。如遭遇的不是第一游击队，甚至有可能形成局部优势，反咬日军一口。甚至定、镇二舰也可偶尔出海威胁日军交通线，此举更足以让日军上下无可奈何。因为日军并无有效击沉此二舰的技术手段。如遭遇日军大编队，北洋海军各小分队可随时撤回最近的军港。如遭遇日军小编队和运输船，即可趁机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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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数轮较量之后，日军就将被迫进行如下选择：或者选择釜山—汉城的恶劣陆路进兵，或者就要集中联合舰队主力护航。如出现第一种情况，等于迫使日军增大进军成本，并极大减缓日军的进军速度。当出现第二种情况时，北洋海军即可由分散转向集中，对日军船队进行截击，从而迫使日联合舰队在护航状态接战。这类似于英伦空战中，英国战斗机部队可自由行动，德国战斗机却被拘束在轰炸机编队周围而丧失相当大的战术自由。一旦形成此种态势，是否重创日联合舰队已不重要，只要能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便既可达成支援陆战的效果，又能有效削弱日本的战略机动性。盖战前日本战争指导层不仅忽视了野战后勤的问题，也忽视了海上后勤问题。日军在战争爆发后，运输船匮乏问题始终折磨着日军大本营的神经。[50]如能大量击沉日本运输船，意义更胜于击沉日本军舰。就算无法达成重创日军运输船的目的，至少这种交战环境远胜于日后的大东沟海战，当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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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丰岛海战之后，北洋海军不敢再将巡洋舰分离于定、镇之外独立行动，等于是因噎废食，自我屏蔽了耳目。李鸿章一意“保船制敌”，更不会深入思考此种战术问题，清政府也没有相关专业机构能及时提供详细分析做咨询。光绪更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将海军行动范围明确限制在“大连—旅顺—威海—烟台”之间，从而形成了北洋海军集中大编队，在远离日军交通线的位置上往返巡游的状态。等于是给日军在朝鲜西海岸的运输活动大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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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此种海军部署的失误，李鸿章虽侥幸挫败了日军的甲案，但当日军转向乙案时，清军就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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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参谋本部即决定成立军级作战单位，8月初决定先成立由第五、第三师团组成的第一军，由山县有朋任军长。[51]日军利用北洋海军的部署缺陷，先是在8月下旬完成了第五师团的输送。接着又在9月初决定向朝鲜再增派第三师团。一旦这个输送工作完成，日军即可集中两个师团约4万人的兵力北上攻击平壤，继而再挺进中朝边境。而此时守备平壤的清军只有约13 000人，背后又只有一条漫长、低效且缺乏防护的陆路交通线，则平壤清军可谓已掉入必败的危殆态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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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次打破必然的是，日军居然又一次放弃了必胜的态势，不等两个师团的兵力集结完毕，就在8月底提前启动了平壤攻略。最终实际参与攻击平壤的日军只有16 000余人，且从三个方向、分四路进军，互相难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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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日军要作此选择？清军又为何没能把握住机会？这就引出了新一轮对抗：平壤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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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328），《中日战争》，第3册，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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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表主要参考了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校阅海军竣事折”（《李鸿章全集》，第15册，第333—335页），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李鸿章覆陈海陆兵数折”（《李鸿章全集》，第15册，第373—374页，其中误将“亲兵庆字营”简称之“亲庆军”点校为“亲、庆军”），及日本参谋总部战后编纂之《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附录中的数据（《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421—422页）。凡中日双方记载矛盾处，悉从中方资料。另，水雷营、炮营和小股马队则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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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中宏巳：“日清両国の对立と開戦への軌跡”，奧村房夫監修、桑田悅編集：《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日清·日露戦争”，第123—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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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桑田悅：“两国の戦力·作战構想と大本营”，奧村房夫監修、桑田悅編集：《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日清·日露戦争”，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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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桑田悅：“两国の戦力·作战構想と大本营”，奧村房夫監修、桑田悅編集：《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日清·日露戦争”，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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