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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败战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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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后，日本第一军（兵力配属参阅本章附录一）全部抵达朝鲜，迅速集结北上，将战火一路烧向鸭绿江。9月21日（八月二十二日），日军大本营又着手将第一师团、第二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编组为第二军（兵力配属参阅本章附录二），进行辽东半岛作战。但是，受到运输能力的限制，日军决定先派出第一师团和混成第十二旅团前往辽东战场，第二师团则在广岛待命，伺机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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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鸿章在9、10月间已从多个渠道多次获得日军将在辽东半岛登陆的预警（详见后文），但当日军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在金州东北方约80公里处的花园口开始登陆时，仍打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整个登陆未遭遇任何阻击。同一天，日军第一军开始鸭绿江渡河作战。[1]次日晨，第一军成功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城，随后向奉天方向攻击前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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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九月二十七日），日军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占领貔子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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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十月初五），日军登陆部队在貔子窝完成集结，开始向金州展开攻击。[4]在此后的十余天内，日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辽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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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十月初九），日军以死伤25人的代价，在一天内攻占了3 080名清军防守的金州城。[5] 11月7日（十月十日），日军仅用数小时，又在行进中占领了大连湾。同日，西太后在宫中（原定在颐和园）度过了节目大大缩水的六十寿诞。 11月21日（十月二十四日），日军以4个步兵联队的兵力（步兵第一、二、十四、二十四联队）对旅顺发起总攻击，[6]又以死伤281人（内战死40人）、失踪7人的微弱代价，[7]在一天内攻占了号称“远东直布罗陀”的旅顺。[8]通过这一连串的战斗，日军不仅连占要地，且缴获甚丰，仅在金州、大连湾两次战斗中，就缴获了如下物资： 步枪621支，其中可以使用的德式步枪70支，英式毛瑟连发枪若干。 大炮129门，其中加特林机关炮6门，金陵局兵器制作所制造、尚未使用之大炮若干，德式海岸克虏伯炮甚多。 步枪子弹33 814 300箱。 炮弹2 468 271枚。 货币约6 000元，包括银20两，韩钱若干。 粮秣共两千余石。 大米3 210包。 马85匹（内军马15匹）。 地雷挖出20个。[9] 这不仅是一场军事灾难，更是一场让后人困惑不已的军事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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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东沟海战结束，到花园口登陆和鸭绿江之战，中间有67天的战斗间歇。尤其是旅顺之战，李鸿章早已通过不同渠道得知日军将在辽东半岛登陆，何以仍一再丧失宝贵机会？ 大连湾、旅顺口是清军经营多年的要塞区，日军竟能于一日内攻克金州，半日内于行进中占领大连湾，一日内攻克旅顺，不能不令国人瞠目。 日军之攻势不仅所向披靡，且每战伤亡均极其轻微，以其付出的代价和其获得战果相比，其效率之高，远超过30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和10年后在同一战场进行的日俄战争。 当困惑无法得到理性的解释时，结论必然流于抽象的制度批判和个体道德之臧否。于是，腐败无能、好人坏人就成了解释一切的万金油。只可惜，这个万金油虽能解释一切，却什么具体问题也无法解决，甚至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客观上阻碍了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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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让我们从军事学的本格立场，重新检讨这段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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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登陆与抗登陆作战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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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辽东半岛之失败，首先是抗登陆作战之失败。日军之胜利则为通过登陆战遂行战略性两栖打击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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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场态势上看，随着清军对朝鲜半岛控制权的全部丢失，辽东半岛的侧翼业已暴露在日军面前。清军在兵力有限又缺乏铁路网的情况下，防御分布在外线上的孤立要点（大沽、山海关、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又要兼顾北京和奉天两个政治中心，本身已处于备多力分的不利状态。如日军再利用渤、黄海进行内线机动，灵活打击分处外围的清军要点，显然可以进一步绷紧清军本已兵力不足的防线，达到逐个击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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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要检讨清楚其中问题，先要认清登陆战和抗登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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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战之实质，系利用海洋为机动空间，对敌军进行由海向陆之打击。此种作战有三个明显的薄弱环节：（1）海上运输环节。此一阶段的陆战力量如遭到海上攻击只能束手待毙，丰岛海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抢滩登陆环节。由于受到人是陆生动物这个基本事实的限制，有组织的由海向陆运动非常困难。如面对敌军强固的既设阵地进行敌前登陆，更要面临苦战的局面。（3）登陆已经成功，但尚未夺取优良港湾的时段。规模愈大的登陆行动，愈依赖优良港湾以解决后勤困难。所以登陆地点附近应有至少一个优良港湾，且登陆一方应尽快占领该港湾，以解决后勤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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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者，即抗登陆胜利之三种主要方法：（1）败敌于海上——通过剥夺敌军利用海洋进行机动的权力，从而阻止登陆的发生。（2）败敌于滩头——利用敌军抢滩登陆的薄弱环节，或依托强固工事挫败敌之登陆行为，或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半渡而击，驱敌入海。（3）败敌于内陆——放弃次要地区以稀释敌方兵力，同时坚守要港和富源地区，放大敌军之后勤困难。进而集中优势兵力切断敌军之海陆联系，使之陷入孤危境地，或围而不打，拖垮敌军；或直接对敌军进行攻击，野战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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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上下对现代海军的运用完全陌生，北洋海军又不具备对联合舰队的压倒性优势，所以第一种战法难以实现。可供清军选择者，仅限于后二者。日军之行动则针锋相对，选择清军不设防地区登陆，从而规避抢滩作战之困难，[10]进一步压缩清军的选择面。而日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与清军抗登陆思想之落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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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抗登陆作战思想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在这次战争中，英军的登陆作战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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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英军在大角—沙角炮台之战、两次定海之战、厦门之战、乍浦之战中的主流打法：以军舰吸引炮台火力，同时派出陆战队在炮台附近的不设防海岸登陆，迂回至清军阵地侧后方发起攻击，低成本获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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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1842年6月吴淞口之战中的特殊打法：从正面强攻，摧毁岸防炮台体系，进而以敌前登陆的姿态夺取港口。之所以选择正面强攻战法，主要是受地形限制，难以进行有效的迂回。而英军又掌握了对清军炮台火力的压倒性攻击优势，[12]所以才敢采取此种蛮横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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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一连串失败的刺激下，再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新屈辱后，清廷上下已普遍意识到：（1）老式火炮和老式炮台皆不足恃。（2）岸防体系之陆路安全急需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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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经营多年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要塞区，即在此两大教训的基础上展开，引进新式火炮和新式炮台体系，修筑了强大的对海防御工事。李鸿章自信“敌断不攻我炮台一面”，[13]实际上日军也确实不敢如此行动。关键即在于，日本海军无法对清军之岸防体系形成攻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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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李鸿章虽为各海防要塞配备了陆路防御兵力，却始终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战训中提炼出深层教训。在前述历次对英作战中，英军之迂回范围非常有限，基本是在炮台附近登陆，继而展开攻击。战斗规模也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当时中英双方战力差距过大，而英军之政治意图亦有限。[14]这就误导了清军，使之以为登陆作战必然是在炮台附近展开且规模有限，却从未想到，随着登陆规模的扩大和运输能力的提升，敌军之登陆地点绝不限于炮台附近地区，而可以选择远离炮台的不设防地区登陆，再由陆路发起远距离之大部队攻击。当李鸿章在10月2日（九月初四）判断日军的登陆地点“或旅顺左右各岛”时[15]，其脑海中浮现的还是鸦片战争中的小范围对抗模式。所以他才会在11月3日指示丁汝昌：“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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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运船”就是运输船，很显然，在他的意识中，日军会将运兵船一直开到炮台附近登陆。这就明确暴露，李鸿章的抗登陆思想仍停留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守口作战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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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反李鸿章势力奉为名将的吴大澂，同样对抗登陆作战缺乏研究。他在论及其直接负责的山海关防御时，竟认为：“炮台有二十一生脱大炮，打足可及十八里，若打十里内极准，东西可顾廿余里。十五生脱小炮，大船停泊十里外，不敢近岸，大雪后岸冻甚多，小船亦不能近。榆防无虑。”[16]这就为日军的乘虚而入提供了广阔的防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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