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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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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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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研究秘密社会，我们可以依靠的大概有以下若干种资料：档案、个人记录和回忆、文史资料、报刊、社会调查等。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文学资料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虽然档案是最基本的资料，也是历史研究最可靠的记录。但是，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档案的局限，因为档案形成过程中必然有曲解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N.戴维斯的名著《档案中的虚构》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阐述。孔飞力在《叫魂》中，也指出清刑部档案中的许多供状，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不足为信。[1] 因此，我们在使用档案的时候，既把其作为历史的记录，也作为一种需要分析的文本。当我们把一份档案作为历史资料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个档案背后的故事，它是怎样制作和保存下来的。而当我们把其作为一种文本，就要问这个档案为什么会出现，其形成和保存之后隐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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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袍哥的档案资料并不丰富，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多是情报性质，一些由政府收集，另一些是地方上所谓“绅民”的密报，往往只有动态，缺乏故事。但是沈宝媛的社会学调查，通过雷明远的故事，提供了关于袍哥生活的生动细节。正如我们所知，从清朝到民国，政府对秘密社会的态度始终是敌对的，这些情报的收集，也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而地方“绅民”的密报，则有着多种可能性：一是按照政府的法令，知情者必须报告，否则将受到惩罚；二是可能受到袍哥的侵扰，要求政府施加保护；三是地方权力的竞争者，试图以密报的形式，利用国家的力量，在权力的争夺中将对手置于死地。不过，从这些档案中，我们可以知道政府对袍哥活动的信息掌握，了解他们对袍哥信息收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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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袍哥，有各种不同的叙事和叙事方法。这些叙事，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政治背景，因此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是毫不奇怪的。我们可以比较这些叙事，从多个角度来构建这个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各种袍哥叙事中，有些是当时人留下来的记录，是同时期（如本书所使用的1940年代的资料）人们对袍哥不同角度的观察。有些是官方的，有些是知识分子的记述，有些是社会学的调查。也有不少是1949年以后的记述，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有相当的距离，这包括袍哥个人回忆亲身经历，或者是别人为袍哥撰写的历史。我想指出的是，这些资料，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信史，但是它们为我们了解袍哥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都是珍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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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沈宝媛的调查作为基本资料，同时也使用了上述各种形式的资料，力图写出一部对袍哥的多维度观察。认识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种资料都提供了对某个历史事件和某位历史人物的一种文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描写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真实和虚构两方面的因素，即使虚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中产生的。因此它们在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可能误导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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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从哪些方面让我们看到袍哥的不同面相？从官方的角度，我们看到虽然政府也的确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袍哥活动，但收效甚微，在共产党1949年年末接管四川之前，地方政府都未能阻止袍哥势力的扩张。虽然民国政府公布了那么多禁止哥老会的禁令，但在档案中却看不到真正意义上打击这个组织的运动，这是和1949年以后的情况截然不同的。应该认为，民国时期袍哥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这种纵容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当然，袍哥在四川的发展和四川民国时期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四川直到1935年以后，才真正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正是在军阀混战时期，袍哥奠定了自己权力的坚实基础。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1920—1930年代，袍哥弥补了地方权力的真空，包括参与税收和地方治安。如果没有袍哥，社区的日常生活将会更加混乱。当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把四川置于统辖之下以后，袍哥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政府不但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打击，而且必须更多地依靠这股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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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社会学调查再次证明，在抗战时期的四川，地方领袖几乎都是袍哥成员。这也印证了本书开篇所引用的廖泰初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关于袍哥在四川成年男性中比例非常高的说法。在雷明远捉匪的事迹中，袍哥是土匪的克星，在地方安全上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但在官方——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共产党——的历史记述中（包括本书引用的关于贺松的记述），他们却与土匪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清代，干脆就称哥老会为“会匪”。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基本继承了这个话语传统。[2] 这个现象可以有若干种解释：因为袍哥背景的复杂性，不可否认某些袍哥的土匪背景；官方话语的影响，使袍哥消极的方面被放大；1949年以后政权对袍哥形象的再创造。在现代国家话语中，袍哥都是无恶不作的恶棍，但是沈宝媛这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却和一个袍哥家庭建立了友谊，这是否暗示当时他们的形象并非那么可怕，或者说相当大部分袍哥，看起来和一般平民也差不多？雷明远失佃的事情是耐人寻味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作为一个袍哥首领，他似乎可以轻易迫使地主继续将土地租佃给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他可以杀人，但是在佃田的问题上确实无能为力，最后导致了其权力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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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小说是最上不了台面的资料，其实，文学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有着独特的用处。正如M.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指出的：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3] 沙汀所描述的故事离真实的历史到底有多远？如果我们了解沙汀的写作方式和故事源泉，就会发现其创作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纪实性。沙汀的写作类似另一位四川乡土作家李劼人，李在1920年代写了《市民的自卫》，1930年代写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历史小说，被文学批评者称为历史的“纪事本末”，缺乏革命的浪漫主义。[4] 李劼人小说的背景，即成都和成都周边的乡镇，和崇义桥（或“望镇”）几乎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同李劼人类似，沙汀的小说都是根据他对四川乡场的个人观察和经历写出来的。例如《在其香居茶馆里》所涉及的茶客、聊天、文化、习俗等都是有所根据的，诸如联保主任、壮丁、兵役科、讲茶、喊茶钱、团总、哥老会、打醮、派款、收粮等等。沙汀后来回忆《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创作时，也承认这基本上是写实：“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5] 就是说，沙汀所写的人物和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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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袍哥大爷蔡兴文的回忆，有相当的资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有些事情回忆者并不愿意讲出来，所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袍哥的面貌，很可能不是完整的，而只是讲述者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面貌。另外，这些老人在回忆历史的时候，也难免落入国家话语的俗套，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的回忆，也难免用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尽管这经常是无意识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其准确性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能仅仅依靠他们的回忆来重构历史，而需要其他材料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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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史资料的使用是我们最要小心的。尽管文史资料所提供的事例具体生动，但由于其政治化的表达，明显的先入之见和政治倾向，会影响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因为撰写人难以完全持公允的态度。本书所引述的关于贺松的叙事便大量使用情绪化的形容词，诸如“专横独断”“残忍狡诈”“危害革命”“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疯狂地垂死挣扎”等等，代表了1949年以后官方对所谓“反面”人物的评价。当然我们应该理解，一个地方文史资料的撰写人很难置身于政治之外，地方政府、政策、人事、历史、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地方文史资料的编写体例留给他们的自由空间并不多，我们不能苛求。而且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努力，才抢救了大量地方的历史，如果没有他们，一些资料和故事就永远消失了。如上一章关于征粮的文史资料，就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中共建政初期地方暴乱的一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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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有些什么共同点呢？综合多种袍哥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在若干方面显示了袍哥的共性。很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如本书所提到的贺松是学校教师。不过其成员大多不是正统精英，而是以下层和边缘阶级为主，所以袍哥难免被正统精英所歧视。袍哥的公开活动和影响引起一些精英的不安，虽然他们表示“对于任何帮会的正规活动”并不干涉，因为“我们是拥护结社结会自由的”，但担心现在“帮会的活动已经达到极点了”。以成都为例，“哪一街莫有码头？哪一个茶铺里莫有袍哥？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员，不通袍的究有几人？甚至在机关里，在议会里，也有不少人以什么公社社员的姿态出现”。他们指出帮会之所以这样活跃，是由于“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会秩序紊乱所引起的”。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强控制，不准学生加入帮会，凡参加者予以开除，校长亦须受管教不严的处分。[6] 其实，许多学校的校长也是袍哥成员，所以有人才指出，袍哥控制了教育资源，对学生大量参加袍哥组织，有着十分的担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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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剧烈扩张，其实是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和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的。过去四川地方社会有着各种民间组织，在地方治安、经济、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清明会、土地会等。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摧毁了这些社区和民间自治组织，但是政府又无力填补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给袍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资料还证明袍哥进入了地方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本书的主角雷明远，以及多次提到的贺松，都是极好的例子。他们甚至通过地方选举，进入地方议政机构。我们还看到，虽然袍哥是政府所宣布的非法组织，但是他们却在相当程度上为政府服务，地方上许多事务都要依靠他们来实行，如贺松成为修机场的民工大队长。甚至有些袍哥从秘密社会组织的首领，转身成为合法政党组织的负责人，贺松成为青年党县党部主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说，袍哥在四川乡村权力结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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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边缘化的人群时，我们都会面临怎样发现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鲜有关于他们的真实记录。即使我们发现一些有关信息，也几乎都是由精英们记录的。过去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大量地利用了档案资料，特别是地方官（包括从总督到知县各级官员）的报告，还有那些屈打成招的供词。在这些资料中，下层人民的声音消失了。正如C.金兹堡（Carlo Ginzburg）所指出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如果可能的话）过去农夫和手工工匠的思想、信仰以及期望，几乎都是经过了扭曲的观点和中介而得到的。”这也导致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发出“庶民是否能发声”的疑问。[8] 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早在1950年代霍布斯鲍姆研究“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时，便把叛乱者的信件、谈话、秘密誓词等作为“他们自己的声音”，力图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建构边缘人群的历史。[9] 沈宝媛的这项调查，也是找到他们自己声音的一种努力。她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图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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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记录袍哥这个组织历史的最佳的资料，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独特的语言。我们缺乏了解秘密社会隐语形成的详细资料，不过，从袍哥的“圣经”——《海底》和《江湖切要》等资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的挑战，加之这个组织更进一步卷入政治，使其语言更加政治化，手势和茶碗阵也显示着反清意识。这样，黑话成为与政府对立的反文化的表达，袍哥组织也借此日益扩大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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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试图利用秘密社会的文书《海底》这样的文献，来考察他们的隐语和暗号，以揭示他们的政治思想、身份以及行为，观察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怎样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这种语言成为帮助其组织及成员生存的工具。《海底》其实也是袍哥的历史，是他们自己声音的表达，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认为是J.斯各特所说的“隐藏的文书”（hidden transcripts），即那些显示“下层集团政治”（subordinate group politics）的文字。或者如R.古哈（Ranajit Guha）在研究庶民史时所界定的“历史的微声”（small voice of history）。在分析“隐藏的文书”或“历史的微声”时，我们可以发现“下层社会集团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10] 袍哥的秘密语言与教规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反映，是清代次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11] 在研究他们的语言及文本时，我们不必像斯皮瓦克所认为的“庶民不能发声”（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那样悲观。[12] 就袍哥而言，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书规则中找到他们的声音，揭示他们的活动，为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组织、成员、内外关系以及政治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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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乡场上搬运木头的苦力。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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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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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袍哥早期历史的资料，揭示了这个组织反清政治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其文本，我们得以了解袍哥一部分真实的历史，另一部分却与想象的历史相纠缠。我们所看到的袍哥，既是反清的政治团体，亦为打家劫舍的帮伙。通过使用加密的语言和手势，一个陌生人可以建立与其同党的联系。通过摆弄茶碗、吟诗，以及谨慎的对话，来自三教九流的袍哥们都能够汇到反清的大旗下。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袍哥是正义的勇士，负有推翻清廷的使命；从政府的观点看，他们是叛乱者和犯罪团伙，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而对一般民众而言，对袍哥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得其保护和关怀者，当然心怀感激之情，反之则难免有愤恨之心（图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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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成都江湖海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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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成都江湖海底》，成都刘双合刻板，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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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把隐语定义为“由某些特定的行业或秘密社会”所使用的社会方言，这种语言“不为外人所理解”，但它又“区别于其他‘私语’、行话以及‘俚语’”。因此，隐语“产生于一种特别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了的”，而且它“成为了交流和生存的主要工具”。在语言学家看来，一般而论，隐语的使用是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逃避公众眼光，稳定组织和成员。秘密语言没有标准语稳定，一旦其为外界所知，那么新的词汇便取而代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