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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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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杀死亲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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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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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望镇”是沈宝媛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杜撰的一个地名，所以本书在使用这个地名时，都加了引号。在第十四章，我将详细考察“望镇”的实际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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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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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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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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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孔飞力（Philip Kuhn）在《叫魂》中，便讨论过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但他所讨论的“叫魂”和现在这个例子相反。进行叫魂活动，是为了让灵魂返回体内，使家人复生。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chapter 5.而这里，雷明远则并不希望女儿的灵魂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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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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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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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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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务编辑小组编：《家庭号六法全书：宪法、民法、刑法》，华闻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57页。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也有类似的惩罚：第21章“杀人罪”，第282条：“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条之未遂罪，罚之。”第283条：“杀直系尊亲属者，处死刑。杀旁系尊亲属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条之未遂罪，罚之。预备犯本条之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84条：“犯杀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死刑：一、出于预谋者；二、肢解、折割，或有其他残忍之行为者。本条之未遂罪，罚之。”第285条：“犯杀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意图便利犯他罪而犯者；二、意图免犯罪之处罚，或意图防护犯罪所得之利益而犯者。本条之未遂罪，罚之。”（王宠惠编：《中华民国刑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74—75页）关于民国刑法的研究，见罗旭南：《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期，第95—98页；郭建等：《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法律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Klaus Mühlhahn，“Visions of Order and Modernity：Crime, Punishment, and Justice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in David Strand, Sherman Cochran, Wen-hsin Yeh, eds.Cities in Motion：Interior, Coast, and Diaspora in Transnational China（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7），pp.182-215；Jennifer M.Neighbors，“The Long Arm of Qing Law?Qing Dynasty Homicide Rulings in Republican Courts.”Modern China，35.1（2009），pp.3-37；Jianhong Liu, Lening F.Zhang, Steven Messner eds.，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in a Changing China（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orporated，2001）。关于清代四川对通奸案的处理，见Mathew H.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关于清代和民国法律实践的比较研究，见Philip C.C.Huang, 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不过本书的重点是民法，而不是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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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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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新文化运动，见Merle Goldm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Edmund S.K.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陈少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百杰出版社，1979年；耿云志、陈于武：《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他：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关于新生活运动，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新生活运动》（无日期和出版地）。有关研究，见刘文楠：《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89—102页；周蕾：《国民政府对女性的塑造和训练——以抗战前新生活运动为中心的考察（1934—1937）》，《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3期，第49—53页；左玉河：《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第70—75页；关志钢：《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43—159页；乔兆红：《论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天府新论》2005年第5期，第120—123页；Jennifer Lee Oldstone-Moore, The New Life Movement of Nationalist China：Confucianism, State Authority and Moral Form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Divinity School，2000）；Llyoyd E.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in John King Fairbank,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Albert Feuerwerker 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t.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1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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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秦牧：《私刑·人市·血的赏玩》，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第七卷《中国现代散文选 1918—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59—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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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1840—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曾宪义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三卷《身份与契约：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形态》，第4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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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国台：《家谱所载家族规范与清代律令——以钱粮、刑名与社会秩序为例》，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主编：《第六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93年，第267—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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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中国家庭和家族研究，见Ai-li S.Chin and Maurice Freedman ed.，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Hugh D.R.Baker,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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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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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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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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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廷桂等纂修：雍正《四川通志》卷五，《户口》；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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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廷桂等纂修：雍正《四川通志》卷五，《户口》，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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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清初四川移民问题，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2章；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章；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141—156页；王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第111—118页；赖悦：《清代移民与四川经济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147—153页；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1—118页；梁勇：《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第28—35页；梁勇：《清代四川的土地清丈与移民社会的发展》，《天府新论》2008年第3期，第6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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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学者对四川有4所以上会馆的85个县进行过统计，总共有会馆727所，其中直接称会馆的174所，以宫名馆的471所，以祠名馆的20所，以庙名馆的62所。会馆最多的为屏山县，城乡共计52所，其次为灌县、绵竹、威远，分别有会馆37所、36所、34所不等（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90—104页）。关于四川的移民会馆的研究，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527—535页；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8—118页；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0—15页；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6—26页。英语世界的中国会馆研究，见Peter J.Golas，“Early Ch’ing Guilds，”in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573-576；Rowe, 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pp.75-76，252-53，chaps 8 and 9；Ho Ping-ti，“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Landsmannschaften）in Central and Upper Yangtze Provinces，”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s.5，no.2（1966），pp.1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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