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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战争：各怀鬼胎的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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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三四月间，义和团在直隶“遍地红”并且有向北京蔓延的迹象后，西方各国开始密切关注清国的政局。有美国议员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发生在清国的义和团运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并引发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警告政府要提前采取对策，而世界老大英国最担忧的是大清的北方邻国俄国会趁机派兵南下，与英国争夺在清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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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13日，英国女王向政府询问清国的局势和窦那尔的安全，总理索尔兹伯里回答：“就我看来，目前的危机在于俄国而非清国。”（王尔敏：《弱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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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团民到达丰台，北京的政局进一步紧张，作为老大的英国自然要维护一下在强国集团中的地位，并且要在俄国之前抢先行动，索尔兹伯里发电报给窦那尔：“在你认为必要时，可以将大沽口外海军调来以保护在北京的欧洲人的生命安全。”有了这个授权，作为驻外公使的窦那尔就能够调动在大沽口外军舰上的英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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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法国、德国等闻风而动，他们国内的政府纷纷把调兵权授权给北京的公使，各国都已经做好了军事入侵的准备，只等谁来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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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负责在亚洲紧盯俄国的日本报告了一个消息：俄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咸牛肉和其他快速食品突然猛增，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告诉英国人：“看来俄国正在准备一场（对清国的）远征！”索尔兹伯里立即紧张起来，如果俄军在八国联军中占领导和主力地位，这将对英国在清国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6月7日，索尔兹伯里再次给窦那尔发电：“现在各种各样的危险都可能存在，但最危险的是俄国人得以占领整个或部分北京城，他们一旦成功，就很难迫使他们撤出。时局艰难，政府向你授予全权，在你认为必要的时刻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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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错，此时俄国确实正准备向东北和大沽口派遣远征军，而已经获得情报的大英帝国赶在俄国人之前，领导八国集团向北京先派兵就已经注定了，英国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6月9日，英国使馆的赛马场被焚烧，窦那尔当晚打电报给大沽口外的西摩尔，西摩尔立即组建第二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此时俄军的主力还在开向大沽口的路途中，俄国人自然不愿意马上行动，但在八国中他们也只有一票，西摩尔军就这样开向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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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起，俄军主力开始陆续抵达大沽口外，西摩尔军已经出发了，而俄国必须另外再派遣一支以俄国人为总指挥的八国联军前往北京，这样，俄国才可以与企图独揽八国联军指挥权的英国形成一个抗衡——于是，在勃兰特的积极策划、鼓动和领导之下，第三批八国联军开始总攻大沽口炮台，战争就此全面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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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清楚了：对于八国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利益战争，既有大家都在期盼的对大清的共同侵略，更有八国内部对利益的明争暗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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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说大清朝自己就是绝对无辜的，从本质上来说，庚子之战不过是甲午之战的翻版：一个恶政而无能的朝廷，才会让侵略的强盗有乘虚而入的可能，正是大清自己激发了西方列强侵略的野心！它坐拥如此壮丽的山川，从高原到海洋的辽阔疆土，聚宝盆式的地理位置，连上帝都眼红的资源以及有着勤苦耐劳传统的人们。然而，这个朝廷却远远落后于时代，政治黑暗、军事无能、全民腐败，这就像是手捧宝贝在闹市上走的三岁小童，危险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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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当你拥有这些资源而无法求得国家的富强、人们的幸福时，在某个时候，别人总会来抢夺你的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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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过去几千年都没有变过，将来一万年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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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谴责和愤怒是不能使我们真正强大的，能够使我们真正强大的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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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看来，这种反思应该从几百年前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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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王朝带来的传统文化的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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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下面我将梳理一下中华民族文明演变的进程。我重点要说的是跟义和团运动发生大背景有关的对外交流，就让我们从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的那个朝代——商说起吧。建立商朝的人是“殷人”，而殷人是“九夷”中的一支，在当时，“夷人”指的是生活在东部沿海的人，到了大清朝，指的就是从海外来的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人一开始是被称作“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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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殷人是一个面向海洋，十分愿意走向海洋并且航海技术十分先进的部落。史料记载，他们当时的远航能力，竟然能够达到一年以上，完全可以到达今天的北美、南美、非洲等地方。后来有历史学家提出了“殷人东渡美洲”的概念，认为印第安人（包括神秘的玛雅人）的先祖，很可能就是在商朝时期东渡到美洲的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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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帝国时期，秦始皇虽然在国内搞过思想封锁，但他从来没有锁过国门，更不会限制海上来往，虽然动机有点不纯（想寻找长生不老之法），但他对大洋总是充满着无尽的好奇与向往，除了派徐福出海，他还不辞劳苦地几次从咸阳来到大海边。在他远眺大海的地方，后世留下了“秦皇岛”这个名字，估计这哥儿们只是因为他那份工作不好请假，要不然他早驾起一叶扁舟冲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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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公元166年（延熹九年），西方的罗马帝国派使节来到了大汉。这是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东西方海上交流的开始，从此以后，地球两端的交流逐渐频繁。继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之后，“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大汉出现。在后来的工业文明席卷全球之前，中华民族也曾有一次将先进的农业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丝绸、瓷器、茶叶，包括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都是通过这两条陆海“丝绸之路”传给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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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朝，包容、开放的宏伟气象让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两条“丝绸之路”更加热闹非凡。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和传播，因为大唐并不拒绝任何的外来事物，而在这些“外来事物”中，有一种被大唐的人们称为“景教”的、经中亚的波斯传进来的西方宗教——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这是它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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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之后的两宋，在东西方的交流方面又达到了另外一个高潮，特别是南宋，它虽然连北方的国土都不保，偏安一隅，但国家却是极其开放的，在东西方经济交流方面甚至还远远超过了大唐！由于开放，南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自由也最发达的经济体，商税收入也首次超过了农税收入，而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就来自于沟通东西方的三大港口——广州、泉州和明州（今宁波）。经济自由也带来了言论自由，大宋帝国是中世纪最为尊重人权与最讲究言论自由的国家，皇帝不能以任何言论罪迫害读书人，文官经常在金銮殿上公开对皇帝说“不”，其实包大人能出现在大宋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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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使东西方交流和国家的开放达到顶峰的，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朝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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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种地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只能以物品交换才能生存，于是这是一个天然重视商业和交换的民族，不仅是在陆上，也在海上。在元以前，南方的漕米一直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方的，而元朝把河运改成了海运，因为他们的水师在从海上南下征伐南宋的过程中，早就熟练掌握了从江南到北方的运输航线。后来，元朝派往中亚的商队被刺杀了，于是蒙古人发起了西征，一直打到中亚，当时中亚的很多国家都试图“闭关锁国”，但蒙古人的铁骑踏开了他们的国门——你必须和我们进行物品交换，必须“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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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元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不止是疆域辽阔，更是贸易发达，大元帝国就像是一个处于地球中心的磁铁，将全世界的财富和贸易都源源不断地被吸引到这里，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等都在大元帝国的版图里和平共处。泉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在另一大港口城市广州，仅仅是来这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就已经超过了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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