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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学遭遇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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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7月27日，孙中山毕业于意奥兰尼学校。在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他获得了檀香山国王颁发的奖章，奖品是一本国王特意为他挑选的中文书。获奖原因是他的英文文法科考了第二名。1879年9月，孙中山进入这所学校。3年的工夫，他的英文从零开始，达到了很不错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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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开始。孙中山获取西学的主要渠道是英文书报，他的思想的底子也是英文，而非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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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书的学校，从意奥兰尼开始，有瓦胡书院、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博济书院、西医书院，这些学校基本都有英国背景，主要教学用语都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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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当年的课程表，以中央书院为例，用英文讲述的课程有：逻辑学、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政治、医学等等。在这些课程里，孙中山最喜欢的是政治和历史。自1883年开始直到1892年毕业，中间耽误了一些时间，从小学到大学，整整7年多，他接受了较为完整的英国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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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历在内地的青年看来是很奇异的。但在条约口岸城市生活的青年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他们被称为口岸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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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条约口岸城市是1840年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从沿海到沿江各地开放的城市。这些城市因为有外国资本的介入，近代化程度较高，工业、商业、学校、人口都超过内地的城市，基本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的核心地带与网络。17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面貌一直是这样，现代工业还是在沿海沿江，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工业区，没有本质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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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中山一样，大部分口岸知识分子都无法进入主流士绅的圈子，都不满现状，他们是孙中山天然的盟友。第一代的口岸知识分子是中国那个时代的先驱，如郑观应、王韬、冯桂芬、何启等人，都是上接洋务运动、下启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对孙中山也影响甚大，属于他的老师或长辈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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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口岸知识分子没有孙中山的胆气，但孙中山点火，他们煽风是绝没有问题的。这些人毕业后，首先是求得一个职位养活自己和家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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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看到的孙中山的教育背景就是这样。思考孙中山需要观察那看不见的部分——孙中山个人的潜质、天分以及人生的经历。贫穷曾经伤害过他的家人，但是磨砺了他的内心，使得他成为一个早慧的孩子。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他更敏感，更细腻，也更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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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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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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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落到孙中山的头脑里，就有这样的好风景，如同种子落到好土里，可以100倍地长出来，获得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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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年背诵的《四书五经》，从来都是懵懵懂懂，不曾理解意思。后来在中央书院，他读到了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布的《四书五经》英文译本，忽然之间就明白什么是儒学了。这是世上第一个英文译本，没有中文版本里繁琐的注疏，经过西学的解释与加工，比之于中文原版繁琐的注释，显然更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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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孙中山就是这样接受国学的，接受的是已然西化的国学，时髦的说法是“出口转内销”。这种思想方法，近年来有台湾学者命名为“逆格义”。所谓“格义”是当年的中国僧人们用道家的术语来翻译和解释佛教经典。而“逆格义”则是用西学的思路和视角来翻译和解释国学。后来的欧美汉学几乎都是这个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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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这些汉学家是不同的，因为他本是中国人，对传统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这使他在传统与西学之间有着很好的融合，两不相悖。如布鲁克哈在《对世界历史的考察》中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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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似乎都凝结在某一个人身上，然后整个世界都跟随他指引的方向前进。这些伟人将人格上的特性与共性、静止和运动集于一身。国家、宗教、文化乃至社会的危机都体现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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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传统与创新在这个伟人身上融合并达到顶峰。这些伟人的存在至今仍是历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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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接受的国学是已然“西化”的国学，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等诸人接受的，大不相同。他们大体上都超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子。就是要把“西学”的坛子装进“中学”里面去。而这两只坛子本来是差不多大的。没办法，李鸿章、张之洞这些聪明的长工就把“西学”这只坛子砸碎了，一片一片地装进“中学”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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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相反，孙中山的思想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他已经看到洋人把“中学”的坛子装进了“西学”里，他的“中学”本就是破碎的，装进“西学”里是很自然的事。这样的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构成极大的冲击，又天然地保留了温情。传统太强大，中国要走向现代，必须对西化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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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在宣讲民族主义时，曾说：我们将来要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在这里，他将《四书》之《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代理想，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从古代传统带入现代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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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需要的正是能把“中学”装进去的“西学”，而有这样思想格局的，唯孙中山一人。后来有这种想法的也只有胡适，而胡适表达想法的时候也是害怕的，遮遮掩掩，在胆气上不如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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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今中西学问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可以吸收各家所长为我所用，代表性的想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法。以为理论的东西都是科幻神话里的变形金刚，可以随心所欲地组接变形，这自然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里哪能有那样美的事，做事凡是搞理想主义教条的，最终必会堕入深渊。理想搞不成，什么都搞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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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认为中国其实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好，不需要西人的任何东西，退让一点也只是需要修修补补就可以。前一类是晚清大学士倭仁的提法，后一类的代表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在他们看来，根子如果换了，中国的老本就全没了，中国就不是中国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持这种理念的人最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袁世凯等晚清改革派的重臣都在这个行列里。这种想法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思路。这是折衷的搞法，既要民族性，也要有限度的现代性，也是想着能有两全其美的好事。结果也没搞出什么格局，清朝还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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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就是充分西化，就是“西体中用”，把“中学”装进“西学”的坛子里。有人就会大声叫嚷，这样岂不是没有中国的民族性了吗？这样岂不是没有中国了吗？这是投降主义的做法！这些话听起来是振振有词，大义凛然。凡不认同者都可以视为汉奸。试想人们对理念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电灯比豆油灯好，轮船比木船的运输能力强，铁路、电报等比原有的官道八百里加急管用，现代的机器生产比手工作坊更快捷，生产的成本更低，更不用提坚船利炮比之于弓箭土炮了。这些都是物质层面，只要是清醒一点的国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要在理念上接受西人的一套，那就有些困难了。这时候时时告诫人们不可忘记中国的根本，那这样的接受就形成了瓶颈，缩手缩脚，无法突破，就算是接受西方的理念，又能西化到什么程度，成为彻底的西方人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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