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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第四章 李鸿章日落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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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先生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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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孙中山忙着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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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李鸿章流年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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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拔去三眼花翎及黄马褂。千夫所指，李有一段时间甚至担心安全问题，躲在天津不敢出门。要求杀掉他的奏折，多如雪片，厚厚地堆在慈禧太后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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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刘赶三的丑角也以尸谏的方式要求慈禧太后挥泪斩马谡，他在演完最后一场戏后，死在了舞台上。在他身后出现了一幅对联：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里的李二先生就是李鸿章。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当时，他的大哥李翰章避居在上海，要求他也退避，李鸿章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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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慈禧召见了李鸿章的幕僚周馥，问到甲午之事。周馥提到李鸿章在大战之前与自己有商议。当时李鸿章就已知道结果，但明知失败还要勉力为之。更言及翁同龢执掌户部对李鸿章的多番为难。慈禧听后，感叹万分。实际上，李鸿章是替整个大清朝廷背了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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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李鸿章从欧美回来，去了一趟圆明园，被翁同龢指使御史参劾，丢了差使，闲居在北京贤良寺。门庭冷落，冷眼看朝局，每天督促孩子们念念书。他一向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曾请外教教孩子们学外语。他的养子李经方外文就相当不错，是他办理外交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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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他的胃口一如既往的好。几乎每顿饭都会喝一碗鸡汤，吃烤鸡，还爱吃鱼翅、燕窝。饭后，他会喝一杯法国产的红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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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老部下袁世凯来访。寒暄之后，袁世凯劝李鸿章归隐山林，保全晚节。李鸿章马上意识到，这小子是替某人来做说客了。某人就是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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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袁世凯看到李鸿章形势暗淡，急于改换门庭，与圣眷正隆的翁同龢走得很近。翁很想补大学士的缺，成为真正的宰相。而当时大学士又无缺可补。正好李鸿章倒霉，只剩下一个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于是袁世凯就自告奋勇来了。李鸿章一阵臭骂，把袁世凯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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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让出位子，头一个原因是厌恶翁同龢。两人的结怨，与咸丰年间的一件往事有关。当时太平天国横断江南，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历练。翁的哥哥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在处理团练首领苗沛林的事情时失当。因翁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帝的状元老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深得皇帝信任，而他的另一个儿子翁同龢也是状元，可谓门第显赫。众人碍于这一层关系都不敢参劾。曾国藩忍无可忍，让人拟稿参劾，写了好几稿都不满意，很是着急。曾最后觉定让李鸿章试试。没想到，他一出手就老辣异常，其中说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就让皇帝不便袒护，想辩解的人们也不便启口。这份奏折显示出李鸿章处理文牍方面的天分，很得曾国藩的赞赏。折子递上去不久，朝廷下旨将翁同书革职拿问。翁同龢就此恨上了曾国藩。因折子出自李鸿章之手，曾国藩死后，转而恨李鸿章，一直与他为难。两人的恩怨纠缠了不下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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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作为北洋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领袖，李鸿章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整个北洋的利益，万万不可轻易言退。这时候的袁世凯并不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翁同龢的权势怎么能和李鸿章比呢？就像后来的瞿鸿基、岑春煊的权势，怎么能和袁世凯比？翁同龢一朝被罢官，便是连根拔起，而李鸿章此时虽是千夫所指，却能死而不僵，以后还能咸鱼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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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官场，权力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显权力，一个是隐权力。前者是朝廷明文规定的一个官员拥有的权力，后者由官员通过个人的能力获得的规定以外的权力。显权力是官员的面子，隐权力是里子。面子是人前人后让人看得到的。里子是看不到的，是潜在的，但是作用往往不亚于显权力，甚至有时更有用。甲午战败，李鸿章伤了面子，但里子还在，他还拥有很大的隐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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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权力分成三块，一是军权，二是洋务企业，三是外交。权力的底子是太后对他的信任。甲午战争打掉了他的军权，但洋务企业和外交并没有受损。在此之前，太后对他是防范大过利用，在此之后，是利用大过防范，信任反而进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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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月3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甲午之败光绪颇不满鸿章，然实际上慈禧与鸿章仍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不能不承认，英国人的洞察是很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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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敌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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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言退，第三个原因是他身上有安徽人坚毅、豪横、敢作敢为的性格。那是一种可以称为“合肥精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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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湖南、安徽、广东。湖南人是骡子性格，倔强，朴实，进取，曾国藩为其代表；安徽人锐气十足，有胆色，敢担当，能求新求变，李鸿章为其首领；广东人敢于冒险，喜欢新东西，敢为天下先，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这三省人，各领风骚数十年，求变求新的趋势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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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骨子里都有舍我其谁、以一人敌一国的霸气，是一路豪杰。即使是讲忠恕之道的曾国藩，他的那篇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以挽救数千年传统文化为己任，其组织的湘军，灭了洪秀全的国。李鸿章自然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康有为想拿光绪帝做傀儡，取慈禧而代之，他要敌的是慈禧的国。孙中山更是胆大包天，以一人敌整个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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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征剿捻军的时候，曾国藩对淮军就表现出了不满意，觉得淮军锐气固然很盛，但少有正统儒家的中正谦和。几仗下来，曾觉得指挥还是有些不顺。制定完征剿战略，曾国藩便向朝廷请旨，要求回任两江总督，将剿灭捻军的重任交给李鸿章。毕竟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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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湘军，淮军将领的文化层次要低一些。如刘铭传入淮军前曾做过土匪，张树声只是个秀才。而湘军大将如罗泽南、刘蓉等都是理学家，学问底子很厚。从另外一面看，湘军将领身上传统的负担要重一些，很快就暮气沉沉，而淮军依然锐气十足。如果说李鸿章与曾国藩都属于徘徊于义理与事功之间的人物，那么曾应更偏于义理，而李更偏于事功。正因如此，淮军才能勇于求新求变，总有变革的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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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继湘军而起。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大部分解散。而淮军大部分则保留下来，继续平捻。他们最早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训练时，改习洋操。直到庚子年，当李鸿章生命走向终结时，淮军后劲聂士成依然很有战力。他的部队就是用德国人的方式训练的。淮军在战斗中勇猛杀敌，就任地方官，也能勇于任事，力倡改革。如刘铭传、张树声，他们不是起于行伍，不是学究，没有道学气，后来一个在台湾修铁路办学校，一个要求学习西人根本，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不能对西人亦步亦趋，这样不但不能富强，反而失掉了自己的根本。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李鸿章有不同的看法，敢于与李鸿章争论，敢于独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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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拥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合肥精神”。李鸿章是他们的领袖，是这种精神最集中的代表。以李鸿章为核心，以利益为纽带，以这种精神为主导的军政集团就形成了。这是地方主义崛起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晚清政局内轻外重的格局，从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为开始，以李鸿章的淮军为标志，以袁世凯的新军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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