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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袁世凯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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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是与执政的亲王关系很好。从李鸿章时代开始,一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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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袁世凯的时候,有些升级,两边结成坚实的同盟——奕劻与袁世凯的同盟几乎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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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爱钱,他的儿子载振贪色。袁世凯是个知情人,更是一个贴心的人。他大肆送钱送美女,弄得奕劻父子很有些不好意思。除此之外,袁世凯还为庆亲王夺权巩固权力出谋划策。在“庆亲王公司”里,袁世凯是实际上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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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想借用的是庆亲王手上的权力。这权力暂时无法夺取,但可以租借。在庆袁同盟里,袁世凯是当然的谋主。夺权、索贿、整人、倾轧等事情,都少不了要袁世凯来出主意。在这个同盟的外围有那桐、恩铭、端方等满人,他们或为求财,或为求官,或者是两者都要。为了这些目标,他们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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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都是袁世凯背后支招,奕劻到慈禧那里请旨落实。慈禧是明白人,但她实在是老了,也累了,不想太计较。对袁世凯,她自信能控制得住,因为袁世凯的崛起主要是来自她的信任。这样迅速的崛起,根基不深也不稳,想推倒他也很容易,况且他的忠诚也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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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奕劻,无非是贪点钱财,对最高权力没有任何威胁,于大局无碍。也绝不会像前面的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环那样,会对她的行为有所不满。这几位柄国的亲王,能力是递减的,德行也是如此。这也可以从侧面见出慈禧的政治道德也在一步步败坏,对权力的欲望正一步步增加,被权力勒得越来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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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就是借着庆亲王这顶保护伞来扩张自己的实力。名义上都是效忠于庆亲王,都是他的人,实际上,这些人都明白,他们真正的主子是谁。就这样,借助庆亲王的绿色通道,袁世凯把自己的亲信一个个送进朝廷各部门,比如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等等。也就是五六年时间,这些人一个个都成为一二品的大员,权倾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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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只要按期收到巨额“租金”就可以了,至于袁世凯租借他的权力来干什么了,他不管,也不想操那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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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盟本质上是权钱交易,是个赤裸裸的利益集团,一个求财,一个抓权,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它是北洋集团的保护伞。因为北洋的新政,而使这个同盟带上了改革派的色彩。因为北洋的贪贿,使这个集团成为贪渎的象征。又因为奕劻、那桐等人是满人,这个集团又带着满人的色彩。弄得犬牙交错,让最高权力也无法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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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正是这样利用奕劻这根搅屎棍把帝国官场的水搅浑,然后摸自己的鱼。北洋集团这只狼就是在这扑朔迷离的时候,一口口吃着肉,把自己养得肥肥的,很壮实,等到帝国的主子们突然醒来时,发现原来那只狼羔子已经不见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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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大虫”最后掌控了整个国家,折腾了20多年,最后终于把这个国家折腾得筋疲力尽,自己也是奄奄一息。等到孙中山的革命卷土重来,他们很快就被轰出历史舞台,成为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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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斗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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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慈禧都是务实的人,权力动物。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让中国富强起来。这不是要表扬两人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出于一个国家当权者的安全和尊严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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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是座老房子,他们都住在里面。慈禧不想看着房子倒下,袁世凯也不想这样。他接了李鸿章的班,来修房子,换柱子,换门卫,刷油漆,干得风风火火,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很有个样子。他的条件比李鸿章优越,动作弄得大,成绩也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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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大清需要安全感,所以要练兵,要强大,袁世凯就练出了六镇新军,都称得上精锐,驻扎在北京周边,让老太后能睡上安稳觉。练兵需要花钱,袁世凯就大办实业,开工厂,修铁路,弄银行,目的只有一个,弄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洋人在中国得到的东西太多,很多不合理。袁世凯不服气,要将这些权益收回来,于是就和洋人谈判,收回海关自主权,收回铁路修建权,把一心只顾捞钱的大财主盛宣怀轰出铁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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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利权有三样好处,一是体现了民族主义思维,从洋人那里收回国家权力,愤青们都拥护,袁世凯有一种成为民族英雄的感觉;二是扩张自己的权力,在收回的权力里安排自己的人;三是获得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如把盛宣怀控制的铁路弄过来,大大扩展了北洋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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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些,袁世凯有权力了,有实力了,真成了个人物。他继续追赶时代潮流,招来杨度、章宗祥等人,鼓吹立宪,搞地方自治,和当年的老师、如今的立宪派领袖张謇搭上了关系,成为立宪派的领头人物,成了领袖。没有科举功名的他渐渐被一帮子读书人包围,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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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求实还要务点虚,求实是抓权,务虚是争名望。袁世凯在直隶大办学校,全国的新学校直隶占据大半,大有与张之洞争锋的势头,著名的南开中学、直隶女校都是这个时候兴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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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有的事业合在一起,称为“北洋新政”,是从1901年袁世凯成为山东巡抚开始,到1909年他被轰回河南老家,花去近10年的时间所做出的成就。拿掉了袁世凯的北洋新政,晚清新政至少要失去七成的内容。继李鸿章之后,袁世凯是近代化最大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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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袁世凯时代的东西,如今依然存在,比如严修、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周学熙等人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梁士诒创办的交通银行,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天津河北区被重新命名的中山大道等等,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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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路过天津河北区,看到北洋造币总厂的旧址,“造币总厂”几个大字依然显眼,只是厂子已然不见,下面是几家卖服装的店铺,店铺门口一个修补鞋子的老人正慵懒地晒着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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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最能追赶时代思想潮流的是梁启超,最能追赶政治潮流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打的旗号在晚清官场总是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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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看待问题,习惯从实证的角度看,总是带着现实的眼光。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从动机上看,总带有理想主义的味道。在西人看来,袁世凯的新政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的历史学家看来,袁世凯只是一个利用新政抓权力的政客。其实,袁世凯利用新政实现国家的富强是真的,利用新政扩展自己的权力也是真的。历史人物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大人物做事情,总不会只出于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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