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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06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1706867877]
1706869707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为老秀才写的介绍信张佩纶与胡适父亲胡传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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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09 鄙人生平爱才,而以荐士获谤;然一息尚存,爱才之念如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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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11 ——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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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13 张爱玲曾经回忆说,1955年她与胡适在美国初次相会,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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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15 胡适在当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则有一段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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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17 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秧歌》的作者。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大澂(号愙斋),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幼樵遗集中竟收入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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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19 这里说的,是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曾为胡适父亲胡传写推荐信,将其引荐给当时以“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帮办一切事宜”的吴大澂,由此发迹而起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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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24 胡适的父亲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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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26 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安徽绩溪上庄人,出身于茶商家庭。1867年(同治六年),26岁的胡传第一次到南京参加乡试,同考的老乡中,族兄胡宝铎和曹汝济、章洪钧都中了举人,他却落第了。次年他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龙门书院,跟随当时著名学者刘熙载学习。[3]刘熙载,字融斋,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司业,广东学政,左春坊左中允,是个有思想的教育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博学多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熟悉周秦诸子书,“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4]他的学生中,不少人理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诗古文词各擅长才。刘熙载“课士以经史,不令习举子业,专以讲求正学”。比如读《资治通鉴》,胡传回忆说:“每见历朝用兵争战之际,成败之机大半决于得地利与否,而自苦不明于地理,遂问欲知地理当阅何书?曰,考古今地理必先揣摩《禹贡》,而后以次讲求历代之地志,乃能知其建置沿革之大略。然学分三种: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之类,考据之学也。如顾宛溪之《读史方舆纪要》,顾亭林之《天下郡国利病书》之类,经济之学也。如《山海经》、《水经注》及各省通志各府厅州县志,与夫诸家考古迹纪名胜之类,词章之学也。而地图为尤要,古人所以左图而右史也。问地图今以何本为最善?曰,考《禹贡》则胡朏明《禹贡锥指》诸图最详;考古今建置沿革,则李申耆有图,并有《大清一统舆图》,而今图则又以益阳胡文忠公近年所刻之《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为最详。无地图亦不能讲求地理之书也。”[5]在旧式传统教育体系中,龙门书院讲究经世致用,给了胡传很好的训练。1871年,胡传离开书院,刘熙载送他的赠言是:“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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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28 龙门书院于1865年(同治四年)由丁日昌在担任苏松太道任内倡建,两年后,继任道台应宝时拨银1万两,将书院迁至本地藏书家李筠嘉位于城西的别业吾园,增建讲堂、楼廊及学舍41间。讲堂学舍环以曲水,陂塘芦苇颇似村居。办学之初,规制甚严,学生仅收二十人。课程以躬行为主,每天中午,师生会堂上,请益考课。除诵读之外,终日宁静,不闻人声。[6]这种办学方式,当时很负时望。该校历经变迁,现名上海中学,至今仍是上海最好的中学。我父亲就是这个学校的校友。父亲1941年考入该校时,校名叫做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我很小的时候,便常常听到他哼唱抗战年代上中的校歌:“龙门发轫进无疆,一柱中流海上,翘首太平洋。国族艰难,舍我谁救亡?”唱到这里,父亲就会说:“上海中学的前身是龙门书院,所以校歌讲‘龙门发轫进无疆’。”他还常说:“你看,‘一柱中流海上,翘首太平洋’,当年一个中学就有这样的气派!”这些谈话,使我对龙门书院一直肃然起敬。2004年,我儿子也考进上中,我因参加家长会,得以踏入这所令我神往的学校,迎面的主教学楼,叫作“龙门楼”,门厅两侧,装饰着用楷体篆体等各种书体撰写的大大小小的龙字。我当即联想,校方是否在暗示,莘莘学子通过在校的埋头苦读,能够顺利地跳过“龙门”呢?与时俱进,今天龙门的传人向往的,恐怕就是“龙的门”,这一点,刘熙载山长显然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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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30 上海中学时下高考一本录取率,始终保持在99.5%以上,而胡传先后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按现在校长的标准来衡量,一定痛心疾首,没准还会归入差生的“黑名单”。胡传回乡后,主持重修上庄胡氏宗祠,四十岁以后,他决定放弃科考,另辟蹊径,到当时官员学者很少前往的东北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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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32 《胡适口述自传》中说:1881年(光绪七年),胡传向经商致富的族伯胡嘉言借了一百银元,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转往北京,再旅行四十二天,到达吴大澂的驻地宁古塔。“吴氏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考古家和政治家。父亲告诉吴公他不是来求职的,他只盼吴氏能给予护照和通行证,好让他遍游东北,并考察边疆地理。吴氏对父亲大为赏识,其后吴氏巡行阅边,总是偕父亲同行。”[7]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对此作注:“胡传以一个四十岁落第的江南士子,亲老家贫,妻亡子幼,竟然离乡撇井,负债投边,出塞四十余日,去充当一名三品小官吴大澂的幕僚!这种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胡传当然自信是个人才,但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大概也是他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去的最大动机,最后终能慢慢地脱颖而出。虽然他死的时候位不过知州,然而在近代中国边疆开发史上,也可说是青史垂名了。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我们也可看出帝王时代中国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读书人’生活的一鳞半爪。”[8]唐先生的话说得有点矫情,三品官员在中央政府属于卿贰大臣,在地方上可任顺天府尹(北京市长)和各省按察使,吴大澂的“三品卿衔”,与实缺官员尚有差距,但同年10月9日已经实授太仆寺卿,显然不是“小官”,而是风头健旺的红员,谁也不敢小瞧他。去他身边谋差,尽管是在风雪弥漫、人烟稀少的东北,其实却是条做官的捷径,胡传想从投奔吴大澂入手,是一个聪明的创意,关键是彼此素昧平生,这条路如何才能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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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37 吴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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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39 胡传本人在自订的《钝夫年谱》中,对于出关投奔吴大澂之事说得比较含蓄。他称上年朝廷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罗斯,商议收回伊犁土地。崇厚办理不善,内外哗然。张之洞弹劾疏中有“东不能薄宁古塔”语,而他却对东三省地理一无所知。“揣摩天下大势,俄人已占据东北边地,逼近东三省,岂有不能薄宁古塔之理?特今人不知地势,不知实在情形”,是有很大危险的。所以计划“入游历其地,能著书详言其形势,便可以补古今舆地图书之缺,必传无疑”。他束装北上,从北京的亲戚胡宝铎处得知,吴大澂前以河北道奉旨赴吉林帮办边防事宜,现已升太仆寺正卿,改为督办三姓、宁古塔、珲春防务。胡宝铎和他皆为戊辰会榜同年。胡传即谈起拟出关游东三省一事。胡宝铎说,我和吴当初虽为同年,但只在公会时见过一面,平时并无联络。胡传说:“不求差事,但请作书求给一护照,以便游历,似无不可。”[9]他们商议,还可通过在北洋幕府供职的同乡章洪钧,转请他的朋友张佩纶给吴大澂写一封介绍信。此外,胡传的同门姚子良,正在内阁学士徐郙家开馆,也答应找吴大澂的学生彭福孙(字颂田)为其写信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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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41 吴大澂、胡宝铎、章洪钧、张佩纶的科举同年关系较为复杂,连胡适也没有搞懂。胡适在整理其父亲的《钝夫年谱》时,曾用一个按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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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43 适按:吴大澂,同治七年(戊辰)二甲五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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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45 张佩纶,同治十年(辛未)二甲十九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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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47 胡宝铎,同治十年(辛未)二甲四十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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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49 章洪钧,同治十三年(甲戌)二甲二十二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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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51 先君年谱于此年记吴清卿“与虎兄(胡宝铎)为戊辰会榜同年”,又说“章芹生与张幼樵同年,素相契”,似皆有小误?适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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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53 从前,“同年”是科举时代同榜录取者的互称。比如胡传与胡宝铎、章洪钧一起参加同治丁卯(1867)科的乡试,胡宝铎、章洪钧中举,他们即成为“同年”而胡传不是。以后,吴大澂、胡宝铎参加同治戊辰(1868)科的会试且均中式,故称作“戊辰会榜同年”。只是胡宝铎未参加本年殿试,在戊辰进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随后,同治辛未(1871)科,张佩纶参加会试并中式,殿试二甲第十九名,胡宝铎这年补行殿试,他们成为辛未同年。而章洪钧这科虽中式,成为贡生,但未参加殿试。迟至同治甲戌(1874)年才成进士,他与张佩纶同科会试中式,亦可称作同年。[11]同年和同学不一样,彼此来自天南海北,本来毫不相识,只是中榜之后,共拜考官为老师,中式者也就多了一个互相联络交往的机会和理由。随着各人后来事业的发展,同年还是彼此提携照应的社交关系圈子。我们知道,会试中榜者叫“贡士”,需待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能获得“进士”的称呼,但殿试并不淘汰参加者,也就是说,殿试只是对入考者进行排名,分成三甲。通常贡士都会随即参加殿试,像胡宝铎、章洪钧这样选择到下届再去殿试的人并不多见,以致连胡适博士都搞糊涂了。至于张佩纶与吴大澂的关系,则来自另一种同年关系,张佩纶自己介绍说,“佩纶兄子人骏以同治戊辰先佩纶入翰林,故戊辰诸前辈多昵就佩纶。佩纶初识吴县吴君清卿,与讲求民间疾苦,所见辄同。……清卿之弟亦官翰林,……又识闽县陈君伯潜,朝夕以文章道义相切。……最后识长沙陈君伯平,每讨论政治得失,意气相许。……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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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69755 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出,科举的“同年”对于刚刚迈进官场的读书人搭建人际关系网络非常有效。胡传要去宁古塔,却不认识吴大澂,他只能找京津官场中同乡帮忙(他和胡宝铎、章洪钧差一点成为同年),而胡、章又依靠同年关系,为胡传架设起与张佩纶、吴大澂的联系;甚至张佩纶与吴大澂之间,也是因张佩纶侄子张人骏与吴大澂是同年,才往来密切。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最后为胡传获得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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