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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2.他宁愿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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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真是一个奇怪的季节，可以怀着各种莫名的情绪置身其间，都不觉得唐突。处理完李祐谋反之事，李世民决定前往太庙祭祀先祖。置身于太平盛世，转眼就有可能祸起萧墙、山河泣血。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争夺权力很多时候就像是一场瘟疫，一旦开了头，想要扑灭，只有采取极端的方式，而他必须向祖宗有个交代。他隐隐地预感到，自己的宫墙之内有可能会掀起更大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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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仪式结束，李世民独自一人站在太庙前，望着窗外迷离的雨雾出神。细心的宫人们发现皇帝面沉如水的神情之下流露出的是深深的忧伤与疲惫，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皇帝的沉默。那表示一种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挫败，仿佛刚刚从一场硝烟四起的战争中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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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人们知道，齐王李祐的叛乱事件对李世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东宫也接连曝出更为离谱之事，甚至是震惊朝野的丑闻。更让人感到气愤和无奈的是太子李承乾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让这个当皇帝的父亲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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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登基后一直住在太极宫，而离此不远的大明宫却一直闲置着，那里曾经是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养老的地方。李世民对大明宫始终采取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尽管那里有另一种丰富和盛大，可他并不向往住在里面。他总觉得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藏着往事的影子。他实在不敢触碰，宫殿犹如时间的容器，里面有过多少命定，多少无常，多少国运起伏的隐秘。他讨厌隐秘的事物，难以言说的隐秘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裹挟其中，挣脱不得。在事物的隐秘之处，一代人的命运必然与另一代人的命运重合，往昔的繁华与幻灭里，无不包含着今日的警醒与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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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最担心的事，也是他最近一直在考虑的事——废掉太子李承乾。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玄武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挥之不去。而他一直用自己的完美表现掩盖血腥，极力规避皇位继承对大唐帝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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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因此，母亲长孙皇后就以殿名给他起了名字。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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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李世民登基为帝，考虑到立太子是件大事，便决定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世民每次外出巡视，就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世民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也都由他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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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早早宣布立李承乾为太子，为的是避免自家的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战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是李世民忽略了一点，这么做往往会产生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那就是这个被确定为未来皇帝的孩子，提前进入状态，也提前受到权力的腐蚀，使他变得骄纵、放肆、跋扈，与皇帝应该扮演的天—圣—帝三位一体的光辉形象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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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间朝廷政务都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颇识大体”，将李世民交给他的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皇帝和官员对当时的他颇为赏识和信任。李世民更是“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从来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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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会导致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从而更加不稳定。如果限定将来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也许比掷骰子时掷出六点要难得多。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但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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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嫡长子变为不肖子，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无论有多么严格的教育制度，也无论那位早已预订了皇帝宝座的嫡长子背多少诗书，不肖子都将是这种继承制必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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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他对太子有着更为迫切的期望。史料记载，他“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将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过来给太子当老师。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先后为他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包括张玄素、房玄龄、魏徵等。李世民对那些担任太子辅臣的名士大儒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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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一流。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要紧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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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王朝的命运，都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或许殷鉴不远，李世民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时间流逝，那个赢在起跑线上、奋发上进的太子离他的期望却越来越远。不知从何时起，李承乾变得习性散漫，生活奢侈，嬉戏无度，而且大有变本加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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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东宫，李承乾将身上的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像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只玩得天昏地暗，把那些圣贤学问全抛诸脑后。漫长的太子生涯让他活得毫无忧患意识，也渐渐消磨了耐心，使他一点点撕去父皇和大臣们希望他戴上的文明的面具，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变得野蛮和暴虐。李承乾的任性对太子形象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他选择放弃制度赋予的身份，也要通过制度的手段，而不能率性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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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还是对自己的嫡长子抱有希望，所以他对李承乾一直采取容忍和迁就的态度。李世民还希望通过一个严格的太子培养和训练制度，让李承乾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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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疯玩了好些日子之后，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会不厌其烦地上门进谏，这时候他就会主动戴上另一副面具，早早地立于门外恭候，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让他们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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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皇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狂想，如果你在他们中间搞一个民调，问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当太子。其他人想想也就算了，可李承乾却在太子这个位置一待就是十七年。如果说当太子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其他皇子，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承乾的幸福指数已经在逐年递减。逐渐老去的李世民，感受到的却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压迫感。他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那时接手江山的人就是太子李承乾。于是，李世民将这种压迫感转化成更为挑剔的目光，更为警觉的审视。如此一来，李承乾自然觉得精神压力陡然上升。尤其是贞观十五年（641年）以来，他对太子这个位子可以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他看来，东宫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令他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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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承乾当太子的早期，朝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皇帝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太子李承乾决断。每次皇帝外出巡视，都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隔三岔五就带着家丁到东郊放鹰走马，行围打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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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东宫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挑选了一批体貌特征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他将他们五人为一组编为一个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住了进去。每天，他拎着刀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与左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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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孩子，可李承乾要的是自由。他躺在东宫的草地上，做着他那不切实际的草原英雄梦。他常幻想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场景：北方边地的夜晚，寒冷清旷如远古，风从高原之上横扫下来，发出凄厉的嘶鸣。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热血男儿该去的地方，他对那个刀头舔血的民族有着无限地向往。他说：“假如现在的我是一个可汗，是一个已经阵亡的可汗，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草地上一躺，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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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伟大的创意让太子兴奋不已，他憧憬道：“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当一个突厥将军，我绝不会落于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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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要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让那些东宫辅臣们一筹莫展。在李承乾眼里，循规蹈矩的太子生活实在是无趣，就像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从八岁被立为太子，就跟着太宗皇帝参与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倒像是宫殿里的一把椅子、一个铜兽。太子居于大唐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之下，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太子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上天赋予李承乾的应该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他的兴趣和情绪是多变的，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太子这个有着大好前途的位子，李承乾的性格显然是不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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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压抑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李世民让文官为太子量身定制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历代圣贤之书，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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