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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 [:170688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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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编 书评与序跋 [:170688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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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失去了的机会 [:170688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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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历史学要走出书斋 [:170688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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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序言 [:170688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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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总序 [:170688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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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 [:170688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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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编 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 [:170688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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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70688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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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 [:170688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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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170688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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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 [:170688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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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清史·史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70688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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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在《图录》组图片征集会议上的讲话 [:170688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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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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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170688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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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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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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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 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 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 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 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 就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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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 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 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 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 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 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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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 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 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 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 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 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 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 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 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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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 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 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 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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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小 书 ” 出版 在 即 ， 出版 社 同 志命 我 撰 序说 明 原 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 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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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归宿、精神依托与生命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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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戴逸先生《清史寻踪》编选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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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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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的文章选辑。戴逸先生作为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做出了卓越学术贡献的清史大家，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小书？他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经历如何？这本小书精选了哪些文章，又反映出什么特点？所有这些，或许都是读者希望了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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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戴逸先生的学生，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起就跟随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亦始终追随先生左右，迄今已30余年。虽不敢望先生项背，但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多少有些了解。因此，当我接受北京出版集团的委托，并得到先生的首肯，为先生编选这本小书时，深感有必要为读者朋友介绍我所知道的戴逸先生，并尽力解答上述问题，期冀能展现先生的高尚人格与杰出成就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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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原名戴秉衡，1926年出生于江南一个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城镇常熟。先生自幼喜欢读书，酷爱文史，家里给的不多的零花钱都用于抄书、购书，高中时已拥有自己的一个小书库，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确立了从事文史研究的志向。然而，日寇侵华，生灵涂炭，高校大多迁往西南内地，学文科者更无出路，1944年高中毕业的先生只得违心考入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如果没有之后的改变，或许未来的中国铁路部门会多一个管理专家，而学术界则少了一位清史泰斗。但人生的境遇竟然如此奇妙，抗战胜利后，南迁的高校纷纷回迁，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也从昆明迁回北京，途经上海时，为网罗英才，专设考场招生，而考场就在当时先生所住的交大宿舍楼下。出于对文史发自内心的挚爱，已修完交大两年学业的先生尝试报考北大史学系，竟然榜上有名！是继续留在交大按部就班地再读两年，毕业后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还是远赴北大学习自己心仪已久的史学专业，挑战不可预知的未来？先生面临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次抉择。最终，命运的天平倾向了兴趣爱好一边，他毅然决然地舍弃了交大学籍，投奔北大，从此走上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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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北大后，先生如鱼得水，尽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他有机会聆听胡适、陈垣、郑天挺、邓广铭、邵循正、赵万里等大师的授课，有时间就到图书馆饱览群书，还经常与同学、老师讨论问题，相互辩难。然而，内战爆发，偌大的学府，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忧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先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学生运动，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连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戴逸”之名即由此而来，先生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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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华北解放区后，先生进入华北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随华北大学进京。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先生先在党史系，两年后转到中国历史教研室。随着工作的变化和教学的需要，先生的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回溯的过程，从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清史，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1951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以准确的史实、生动的文字，叙述了中国八年艰苦抗战的历史，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了解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问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以新颖的论点、严密的论证、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赞誉。而1975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则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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