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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学术大师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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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黄宗羲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篇幅最大的黄宗羲著作文集。今年是黄宗羲逝世310周年纪念，新版《黄宗羲全集》的出版和我们在这里举行出版座谈会，也是对他一个很好的纪念。黄宗羲寿命很长，活了85岁，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种一千多卷，但散失的很多，很可惜。现在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花了约20年时间（从1985年到2005年）来收集、编校、标点、校勘这么一部书，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很好的了解黄宗羲学术造诣和学术成就的好书。这是我们学术界的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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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座丰碑，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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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得上学术大师，应具备四个条件。黄宗羲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他有很多重要著作、学术成就，是一个多面手，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石破天惊，黄钟大吕。他对当代史也做了很多研究，撰写了《弘光实录》《海外恸哭记》等。他还撰写了《四明山志》《授时历法》，并研究西洋历法，不愧是历史上的学术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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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创造性的思想贡献。黄宗羲的思想贡献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倡导民本思想，“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与一百年后法国卢梭的思想相近。他提出“工商皆本”，已接近近代的经济思想。他还撰写了《明儒学案》，创造了学案体史书，记述明代的思想学术发展。这几个创造，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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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的追随者、继承者。黄宗羲在浙江开创学派，设立正人书院，开坛讲学，培养了大批传人，应者云集，影响很大。清代的很多学术大家，像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都是他的学生。在清代浙东学派独树一帜，与汉学、皖学、湘学不同，经史并重，一直到戊戌变法，影响到梁启超、谭嗣同，流风余韵，影响了二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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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术大师不仅学问高，而且道德也高。年轻时他为父亲鸣冤。在弘光朝，号召知识分子反对马士英。明亡后，在四明山组织军队坚持进行抗清斗争，达十年之久。顺治时，抗清失败后，坚不出仕，隐居山中，著书立说，坚持民族气节，坚持政治理念。像黄宗羲这样的学术大师，为人的品质非常好，是非分明，严于律己，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很杰出、很出色的，永远光芒四射。他的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遗产。所以，在这里我感谢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花了20年时间收集散失的著作并出版全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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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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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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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趋势。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抽象的空话，而是深藏在丰富的历史现象的背后，通过无数偶然的、具体的事件以及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物的行为而显现出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丰富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从而揭示潜藏的事件、人物背后的支配力量和发展趋势。阐明普遍的或者具体的历史规律。这篇文章，将考察乾隆皇帝的家庭不幸及其有关的政治风波，进而探索十八世纪中叶的政治形势和朝廷的政策方针，以揭示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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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从济南到德州的路上，皇帝东巡的仪仗、扈从，匆匆北上，凤舆中的皇后富察氏病得奄奄一息。到了德州水次，皇后被抬上运河中御舟，即于深夜亥刻宴驾。这一偶然事件却在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澜，犹如火山喷发，大地震颤，使皇族和官僚们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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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结发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夫妻恩爱，伉俪情深，一旦永诀，十分哀恸。虽万乘之君，不可能改变命运之神的安排，难以弥合精神上的创伤。他为皇后之死，写了一篇《述悲赋》，其中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①。他的诗中说：“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②皇帝的哀思是深沉而真挚的，乾隆既是凌驾亿万人之上的君主，又是有血有肉，具有爱恨悲欢感情的普通人。皇后这次跟着皇太后和皇帝到山东巡幸，谒孔庙、登泰山，旅途劳顿，到济南感染风寒，休息了几天，病情略有好转，却过分匆忙地赶路回京，途中病情复发，遂至不起，酿成乾隆帝的终生憾事。此后，乾隆多次南巡，路过济南，怕触景生情，引起悲怀，永不进入济南城。乾隆三十年，皇后已死去十七年，第四次南巡，路过济南，绕城而行。乾隆写诗说：“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③乾隆对孝贤皇后（富察氏死后谥号孝贤）的感情是深挚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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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贤皇后之死给乾隆帝精神上极大的打击。可是，“祸不单行”，在这之前，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先于其母去世，这两个儿子都很聪明，深得皇帝钟爱。一个是皇次子永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那时，老祖父雍正皇帝还在位，很喜欢这个孩子，“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登基后，很快按照雍正的立储办法，将永琏名字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是永琏虽未行册立之礼，朕已命为皇太子矣”。不料，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永琏猝患寒疾，当即死亡。孝贤皇后以后又生皇七子永琮，只长到两周岁。却“性成夙慧，歧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虽然没有来得及秘密册立，但乾隆的思想中已默定这个孩子继承帝位。到乾隆十二年除夕，灾难临头，永琮出痘死亡。这对乾隆夫妇又是一次重大的刺激。孝贤皇后之死仅仅在永琮逝世以后七十天，因此，皇后除了旅途的疲劳之外，丧失爱子的悲痛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致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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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家庭悲剧到皇后之死还没有结束。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皇九子殇，这位皇子年幼庶出，对饱经家庭变故的乾隆影响尚不大。可是又过一年，即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皇长子永璜逝世。永璜系哲妃所生，乾隆并不喜欢他，但他毕竟是长子，而且长大成人，已二十三岁，生下皇长孙绵德，自然在乾隆的心绪上又增添了几分哀伤，所以他说：“朕近年屡遭哀悼之事，于至情实不能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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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中年丧偶，又失去几个儿子。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也是无数家庭中常常发生的悲剧，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关宏旨。但由于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使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澜。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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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极度悲痛的乾隆帝心情暴躁易怒，待人处事，一反常态。第一个碰钉子的就是皇长子永璜，他年轻不懂事。因为死去的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没有哀伤的表示。乾隆责备他：“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②永璜被公开训饬，他的师傅、俺达受处分，其中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罚俸三年，其他师傅、俺达各罚俸一年。一个月以后，乾隆发现皇后的册封文书，译为满文，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乾隆勃然大怒，指责翰林院大不敬，特别指出，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心怀怨望”，交刑部治罪。其他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加重处分，拟绞监候。不料，暴怒的君王尚不满意，责备刑部“党同徇庇”，故意“宽纵”。将刑部全堂问罪，包括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而阿克敦则照“大不敬”议罪，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得赦）。这样严厉的处分使当时官僚们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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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大批官僚都被卷进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政治漩涡中，五月间，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制造甚属粗陋”，全堂问罪，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从宽留任；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之饽饽、桌张，“俱不洁净鲜明”，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议礼舛误，“诸凡事务，每办理糊涂”，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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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贬革之风也刮到了外省。皇后之死，有些外省官员具折奏请赴京叩谒梓宫，这本来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外省官员各有职守，没有可能也不必要一齐来京服丧行礼。想不到乾隆对于那些没有折奏请来京的官员，横加挑剔，特别对满人更加不满。他说：“盖旗员地分亲近，沐恩尤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即或以外廷不敢预宫闱之事，而思及朕躬当此事故，亦应奏请来京请安，庶君臣之谊，不致漠不相关也。”因此，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样受到处分的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满族文武大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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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风暴又袭入宫廷。两个年龄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于没有表露哀伤的感情而遭斥责，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永璜、永璋除了未尽人子之道以外，他们具体的罪状并没有说清楚。乾隆似乎回顾了康熙末年继承问题的教训，对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竟谈到立储继统问题，斩钉截铁地宣称：“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须知此一位，但可传一人，不可分传数人，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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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皇后之丧刚满百日，乾隆失去二、七两子以后，心目中并没有可以继承帝位的人。他方当盛年，健康极佳，继承问题并未提到日程上，而永璜、永璋年龄尚小，也并无争夺嗣位的举动。乾隆却对他们深恶痛疾，一顿痛骂，狗血喷头，摒绝他们继承帝位的任何可能。这种过分的做法，似乎出于丧妻后过度悲恸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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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孝贤皇后丧葬而掀起了风潮，皇子和大批官吏被卷入政治漩涡。百日丧满以后，风潮还在发展，这就是查究丧期内擅自剃发的案件。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为表示哀思，官员在百日内不得剃发。七月间，发现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丧期内剃头，乾隆大发雷霆，声言丧期内剃头“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剃发，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之理，姜兴汉、金文淳几乎被杀掉，只是后来发现违制剃头的大有人在。像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的驻防满洲兵丁很多剃了发。这才饶赦了姜兴汉、金文淳的性命。其实，所谓“祖制”仅是暧昧不明的习惯，律例会典中并无明文记载，汉官甚至满员对此也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过问。这次乾隆却要追究了，不久又发现大官僚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和他所属的文武官员全都在百日内剃发。乾隆震怒，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弁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①。还有许多大官僚丧期内并未剃发，却也受到牵连，如两江总督尹继善“知情不举”，被斥为“好名无耻之徒”；刑部尚书汪由敦与金文淳“谊属同僚，辈称前后”，金下狱时汪由敦给金以照顾，开锁迅速，汪被革职留任；江西巡抚开泰查抄周学健家产，乾隆警告他“若稍有回护袒庇之意，断不能保其首领”；大学士高斌将周学健押解至京，“伊素与周学健交好，或令周学健自尽。不得到京明正典刑，惟高斌是问”。这些官僚有不少是皇后丧葬案中第二次得罪了。更倒霉的是刑部尚书盛安，他未将金文淳斩立决而判为斩监候，乾隆认为是有意包庇，竟将盛安也判为斩监候。至于周学健本人，则因发现他还有贪污行为，于这年十一月赐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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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违制剃头的大官僚何止周学健一人，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于百日内剃头。听说乾隆严厉追究此事，吓得战战兢兢。杨锡绂准备自行检举，以求减轻罪愆，塞楞额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杨锡绂自首，后来事情败露。乾隆的怒气更是火上加油，大骂塞楞额“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令其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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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死后的半年，因丧葬而掀起轩然大波，除上述的大官僚以外，还有江苏巡抚安宁被解任，罪名之一是“伊于孝贤皇后大事，仅饰浮文，全无哀敬实意。伊系亲近旧仆，岂有如此漠不关心之理”①。这年冬至，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①，俱罚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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