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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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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宗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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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圣祖崩于畅春园，帝亲为更衣讫，当夜即奉还大内，安于乾清宫。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谕称朕。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殓。既殓，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第二谕即命抚远大将军奔丧来京，第三谕即封允禩、允祥为亲王，允礽子弘晳为郡王。急用隆科多，以报其拥立之功；急召允，以防其在边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鹬蚌相争为渔翁得利之气，固非有为允礽报怨之意明也。《清史稿·允禩传》于雍正初插入数语云：“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领起下文渐渐得罪。此实望文生义，未将《大义觉迷录》等书世宗谕旨细意寻绎，盖雍正间之戮辱诸弟，与康熙间夺嫡案，事不相关，余已别有考。今专述世宗图治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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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丑。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官贡献方物。十三日甲子，诏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货志》言：“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核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借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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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财政整饬之状，然缴绕不明，忽言补足亏空，忽言核实奏销，殊难了解。检《东华录》则系同日两谕，各为一事，一谕户部，一谕户、工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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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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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储军国之需。当治平无事之日，必使仓库充足，斯可有备无患。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相容隐，及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全完者绝少。迁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著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盘，彼既畏大吏之势，虽有亏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启效尤之心，遂借此挟制上司，不得不为之隐讳，任意侵蚀，展转相因，亏空愈甚。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关系匪浅。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陕、甘邻青海，时为军务省分。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未经参出，三年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派累民间，毋得借端遮饰。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足之后，再有亏空，决不宽贷。至于署印之官，始而百计钻营，既而视如传舍，于前任亏空，视作泛常，接受交盘，复转授新任。嗣后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将委署之上司与署印之员，一并严加治罪。尔部可即传知各省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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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户、工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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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国裕民，务必制节谨度。朕初即位，每恐府库金钱中饱于胥吏之侵蚀。以后凡户、工二部，一应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须详查核实，开造清册具奏，毋得虚开浮估。倘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敷，核估不实者，事觉将堂司官从重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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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承圣祖宽大之后，综核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应特叙列。而牵混不清，史官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此等处皆《史稿》之应纠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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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元旦，颁谕旨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守令，武将至参游，凡十一道。每谕文各千言内外，各就其职掌而申儆之。国家设官，久而忘其应循之职，与者擅为恩私，受者冒其禄利，奔竞无耻，用心皆在职掌之外。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纲挈领之知识。百官职掌，近六百年来，皆自明太祖定之，后来因事损益而已。持以为督责之柄，则可以为君；奉以为率由之准，则可以为臣。世宗则知其故矣。然各谕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实颁为格式，要其意则已蕲向乎是，文繁不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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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于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为首，嗣是有谕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门，领侍卫内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尽情伪。雍正一朝，《朱批奏折》、《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几，而已选刻者不下数十万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尽意，皆出亲裁。有照例阁臣票拟者，略一含糊，辄被诘问。试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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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谕内阁：“前因年羹尧奏称：赵之坛情愿捐银一万两，往布隆吉尔地方筑城效力。朕念赵之坛系功臣之后，良栋之孙。若伊才具不胜知府之任，道员事简易办，捐银叙用，似属可行；若赵之坛才克胜任，即留知府用。见今赵弘燮亏空库银三四十万两，交与赵之坛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银？况年羹尧启奏：筑城已有张连登、王之枢等可以竣事。今复遣往效力议叙，似又开一捐例，断不可行。若布隆吉尔筑城，张连登等所捐之赀，不克完工，令年羹尧密折具奏，再将情愿效力者发往，此朕从前谕旨也。尔等票签，全不符合，将朕紧要语句，俱行遗漏。尔等俱系圣祖仁皇帝委任大臣，圣祖仁皇帝天纵生知，兼之临御日久，诸事精熟，尔等舛错之处，全赖圣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误事。今朕临御之初，内借大学士，外借督抚提镇，理应诸事勤慎，尽心协办。如前日本上脱落一字，事虽甚小，然不得谓小事便可轻忽。本章用心细阅，自无错误。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尧奏过之事，尔等又票该部议奏，朕疑其或有异同，照签批发，及观部议，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亦如尔等玩忽，督抚本章，概批依议，用人一途，听之九卿随意保举，岂不省事？但尔等可以负朕，朕何忍负我皇考之深恩乎？况朕于尔等陈奏，虚心采纳，并未有偏执之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若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钳结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非朕所望于尔等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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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并不轻于戮辱，亦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较之高宗，尚为远胜。至其刻深惨毒，惟对继统一事，有所讦发，或有意居功要挟之人，天资自非长厚，然正极力爱名。至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从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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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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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雍正朝特定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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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朝有两种创制，遂为一代所遵行：一曰并地丁，停编审。二曰定火耗，加养廉。今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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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丁。古者布缕、粟米、力役三征，征一缓二。唐时租、庸、调犹沿之，至改两税而其目并矣。明行一条鞭，所并之目尤多。要其总数不重于什一，即为常赋之法。但一切负担可并，庶人往役之义，则自清以前未改也。编审人丁，计丁征费，以充百役。一条鞭虽已并古者丁、盐在内，然丁仍有役，盐亦有课，故论者以为重复赋民。然总额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清承明旧，尽免明末之加派，已庆更生。圣祖康熙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原圣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户口增，续续滋生，所能享国土之生产，只有此数，而丁赋则随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为人丁定额，新生者不复纳赋。此亦穷思极想，务欲惠及人民之意。然立法不彻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于前，反需向亲戚同甲之家商求补额，岂不反成周折？不有通变，此美意终将废阁。会圣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将丁银摊入田粮。”部议：“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得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九卿旋议覆：“应令该抚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免输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得旨：“九卿不据理详议，依违瞻顾，皆由迎合上意起见，即如本内‘有地穷民’一语，既称有地，何谓穷民？不与有米饿莩之语相似乎？朕于诸事，本无成见，有何迎合之处。所发会议事件，原欲与众共商，当理即朕意。朕不自以为是，所议允当，朕即不从，不妨面折廷诤，再三执奏，即不显言，亦可密折敷陈。圣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与尔等，期共相黾勉，以臻至治。原本发还九卿，著仍照户部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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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九月戊戌谕，原文极长，且勉且责，愧励交至。兹节其成事实之语。夫圣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废阁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额”之意。惟有丁随地起一法，李维钧奏之，部议从之，以其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会议，以示郑重。九卿则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总名，加以詹事、科道，是为会议。乃以预议者多，反疑上意或与户部原议未合，遂作此延宕支节之词，设或允行，即废阁之变相耳。其实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户部议行，何其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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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丁随地起以后，丁额与赋税无关，编审自可不必，即行编审，亦属具文，乃一定之理。故后来论者，谓清之户口无确数，实摊丁于地之为弊。动称四万万，究竟标准何在？亦不过据二百年来某一年之随意册报耳。户口无确数，一切无从统计，则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国，可以见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初虽丁摊于地，编审之法未改。停止不审，始于雍正四年行直隶总督李绂《改编审行保甲一疏》，略云：“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请自后严饬编排，人丁自十六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册籍不烦，而丁数大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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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户口之数，与编审相关者，从《食货志》考之。明季丧乱之后，至顺治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千有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口。较之四万万之数，盖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康熙五十年为据定丁额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万万之十七分之一。其后丁数仍由编审移补，较定额时稍有增加，其余滋生人丁则日多。停编审以后，则无所谓定额与滋生，人口激增，民无顾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此即近世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所由来也。咸、同军兴，人口自减，亦每无全国册报。至光绪元年，有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口。三十三年厘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调查户口为职掌。旋谕直省造报民数，务须确查实数，以为庶政根本。宣统元年，复颁行填造户口格式，令先查户口数，限明年十月报齐；续查口数，限宣统四年十月报齐。至三年十月，据京师内外城、顺天府、各直省、各旗营、各驻防、各蒙旗所报除新疆、湖北、广东、广西各省，江宁、青州、西安、凉州、伊犁、贵州、西宁各驻防，泰宁镇、热河各蒙旗，川、滇边务均未册报到部外凡正户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八千有四，附户千四百五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四户。凡口数：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万三千二百有八，共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口。时湖北已起事月余，两广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边远则功令之遵奉逾期，驻防亦然，合计当亦未足四万万。是为清最末一次调查户口较确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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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户之名，以田为主。田之多少，户各不同，而均之于里甲一甲中之户，田多者自充一户，少者合数户为户，尤少者附于甲尾。插花相间，故名花户。后来俗称户为花户，似非本旨。康熙元年，户科给事中柯耸疏请均田均役，中有云：“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里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该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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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编审停止之时，颇整顿保甲，如果保甲法不弛，户口何至无可稽考。但闭关之世，盈虚消长，皆在国内，听民自生自息，官吏以不扰民为上理，乡民出入相友，奸盗本不易收容。数十年前，余粮栖亩，不知设守，携赀夜行，不畏路劫。惟城市人多杂处，则人家自谨门户，官亦有事稽查。命、盗重情，地方官勒限参处，满四参离任，以此维整治安。虽有保甲，不甚严密。通商以后，各国有统计，而我国独无，根本在户口不了。乃知编审之废，在地丁并征，因咎康、雍之失计。其实因赋役而编审，则隐匿者必多。康、雍户口，较之嘉、道时只一二十分之一，所编审者亦非真相，不如厉行保甲之有实际。特自治之事，当假手于愿治之民人，古未深明此理，遂无彻底综核之法。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时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丁银摊入地亩，以直隶李维钧奏请为始，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嗣后各直省一体仿行，于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地丁分征。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察其轻重之故，盖赋重之地，摊丁较轻，因重赋所加，每亩担银数钱，虽每两加数分，已为一两亩地所担之加款；至赋轻之地，数十亩而后担银一两，加至二三钱，在一亩所加实更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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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廉。自古官只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给用，不能无取盈之计。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于赋额加以浮收，公然认为官吏俸薄，此为应得之调剂。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镕销成锭，不无折耗，稍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清承明季加派之后，国库严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开，遂无限制。康熙季年，陕西督抚以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用。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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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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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谕扈从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等：“据陕西巡抚噶什图奏称‘陕西亏空甚多，若止于参革官员名下追补，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臣与督臣商议，量留本官用度外，其余俱捐补合省亏空，如此则亏空即可全完’等语。朕谓此事太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此乃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特谕尔等满、汉诸臣共知之。”越六日甲午，又谕扈从大臣等：“总督年羹尧将亏空钱粮各官奏参革职，其亏空钱粮，至今不能赔补。今又因办理军需，陕西巡抚噶什图、总督年羹尧会商，将民间火耗加增垫补等情奏请。第民间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民间火耗，今安可照伊等所奏加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