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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61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3]
1706898162 二 仍旧前朝服色:惟有遗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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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64 清军入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入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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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66 薙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入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衮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严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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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68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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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70 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清军“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1646),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要到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翕然敬畏,恪守凛遵”,有了真正全面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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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72 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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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74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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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76 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入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著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著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17)。二十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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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78 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19)。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当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入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筠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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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80 “但觉华人潜太息,朝权尽数八旗儿”(21)。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黍离之思,没有了黍离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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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82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4]
1706898183 三 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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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85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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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87 乾隆年间,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谒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阑)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22)。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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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89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筠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然,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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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91 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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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93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24)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清朝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25)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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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96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6)。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透过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著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27)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襞,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28)。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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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198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30)。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31)又过二十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象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32)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黍离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33)。(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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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203 图11 朝鲜传统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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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205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5]
1706898206 四 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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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208 让人联想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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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98210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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