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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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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好奇与好感：渐渐消失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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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来，到嘉道间，在朝鲜使者的笔下，和他们有过交往的北京西洋传教士，除了前面说到的戴进贤、刘松龄之外，还有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汤士选（Alexander de Gouvea）、李拱宸（Jose Nunes Reberio）、福文高（Dominicus J. Ferreira）、高守谦（Verissimo Monteiro Serra）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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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清帝国是有禁令的，不允许朝鲜使者和西洋传教士随意接触。不过，禁令归禁令，好奇的朝鲜人常常自己跑到教堂里去，而志在传教的洋人，也常常主动接触这些清国东邻的使节。他们不仅笔谈，还互赠礼物。前面提到康熙、雍正年间朝鲜使者就常常从传教士那里得到过各种礼物和书籍，这种礼尚往来的习惯在此后依然照旧。乾隆二十年（1755），朝鲜贺岁使到天主堂带着礼物，去拜访了刘松龄，“酬酢良久，日已向暮，作别还归”。第二天，刘松龄就按照东方的礼节，派人回赠礼物，使者接过，礼单封面写“大大人荣升”，内一面书“来仪谨议，不敢自专，谨谢并候近祉”，一面书“谨具洋画四张，吕宋果四枚，吸毒石二个，洋镜一方奉上”(29)。而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岁的洪大容（1731—1783）和李德星去拜访天主堂的刘松龄和鲍友管，他们先以礼物和书信投递，很快，刘松龄、鲍友管回以红帖，是请人代笔写的，落款是“年家眷弟刘松龄（鲍友管）顿首拜”，另书纸“领谢”二字，算是礼尚往来，而且很快就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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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一次又一次的笔谈，真的使朝鲜人多少知道了“天外有天”，中华之外别有一世界，也让朝鲜人对这些异邦产生了一些好感。正如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些西学知识和信仰因此传到了东邻，这里包括西洋的医院把疾病分为三类，西洋学校教育分若干科，西洋人的衣食住行(30)，包括西洋人对于日月星辰、地球的天文观察(31)，当然，也包括天主教那些关于崇拜和信仰的教义，甚至还思考了天主教为何不能在朝鲜流传的原因(32)。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东西，使得朝鲜国王也对这些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使者严从北京回到京城，朝鲜国王就特意询问天主教传教士刘松龄的消息，“上曰：不见西洋人刘松龄尚在否？贱臣曰：即天主堂，三使同往，则刘松龄发怒于从人之数多，深闭不出，故只见天主供奉之处而归。”(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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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龄借故不见朝鲜贺岁使，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很清楚，究竟是真的嫌朝鲜人多了很烦，还是受到了清廷不得私见外国使者的警告？我们很难判断。不过，朝鲜人自己也说到了西洋人嫌厌的一个原因，洪大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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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求见，西洋人辄欢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惟东俗骄傲，尚夸诈，待之多不以礼，或受其馈，而无以为报。又从行无识者，往往吸烟唾涕于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洁性。近年以来，洋人盖厌之，求见必拒之，见亦不以情接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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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在这个时候，西洋人和朝鲜人遥遥对望产生的好感，也因为天主教真正进入朝鲜，而终于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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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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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真正接触：却酿成巨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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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冬天，权若身、丁若诠、丁若镛、权相学和一些其他士人在莺子山的走鱼寺里讨论哲理，后来被称为朝鲜天主教“开教圣祖”的著名学者李檗，也闻讯连夜赶去，和他们一道连续十天讨论天、世界、人性等学说，也讨论朝鲜使者到北京带回来的关于天学、历算、宗教等等耶稣会士的著作，包括《天主实义》、《性理真诠》和《七克》等等。此后，这些西洋新说成了他们讨论的中心。接着，乾隆四十九年（1784），丁若镛的妹夫、李檗的义弟，二十七岁的李承熏（1756—1801），到北京南堂见到了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接受了耶稣会梁神父的洗礼，并带着很多宗教书籍、十字架、天主教绘画等等回国，回国后不仅传播了天主教的教理，而且给权日身和李檗等一批人士施了洗礼，从此在两班阶层中，也在普通民众中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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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中常常说审美要有距离，的确如此，当彼此不太了解的时候，就仿佛雾里看花，朦朦胧胧地看上去很美丽，但是真正定睛凝视的时候，却发觉了这也许就是洪水猛兽。天主教还没有真正进入朝鲜的时候，朝鲜的君臣上下，都多少有些好奇，但是，天主教真正来到朝鲜，并且在朝鲜两班士人那里开始生根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最初是在1785年，李承熏等人被告发，一些热心传教的人表面“悔改”，暂时得到免罪，但李承熏和丁若镛等人依然四处讲习经典，传播教义，而信徒尹持忠更以西洋之礼治其母亲的丧礼，在笃信《朱子家礼》的朝鲜，既不穿传统的衰绖丧服，又不接受传统的吊问，弄得舆论哗然。终于，这一新宗教和旧传统，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新宗教遭受到致命打击，信奉朱子学说的上层对于这些违背传统儒家伦理，改信异教的信仰者，就像当年的日本德川家康一样，进行了严厉的禁止。这一年的十一月，虔诚的信徒尹持忠和权尚然被处死。据说，在到达刑场的时候，他们被询问到是否愿意对祖宗的木主进行世间礼拜，而抛弃外国宗教？在给予否定的回答后，他们高呼耶稣和玛利亚的名字被处死。这就是所谓辛亥教难。恰恰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36)，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苏州人周文谟（Jacques Vellozo），又奉北京主教汤士选之命，通过东北的朝贡路线，穿着朝鲜服装，混在朝贡使团中，经栅门到达朝鲜，在朝鲜再一次开始艰苦的天主教传教活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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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朝鲜，政局相当动荡，士人分成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几派，其中政治权力，多在老论、少论手中。而叫做南人的一派，又分裂成蔡济恭为首的一派和洪义浩为首的一派。信奉天主教的李承熏、丁若镛、丁若诠等等，都是蔡派南人，他们曾经得到过国王的信任，不过，并没有多少实权。至于小北派，则是附在老论和少论的后面，更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掌握实权的老论分裂成时派和僻派，彼此角逐。当1800年老国王正祖去世，十一岁的纯祖大王即位，实权落在垂帘听政的金太妃手中的时候，政权被僻派人士控制，而信奉天主教的这些士人因为支持反对派，终于在第二年即1801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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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嘉庆五年（1800），朝鲜国汉城府查得“邪党往复书札及邪书”，于是便大规模地搜捕和诛杀天主教徒。此年正月，金大妃发布严厉的禁教令，第二年的十月又发布了《纯祖辛酉讨邪教文》，里面一一点名斥责说，李承熏随赴燕京使团到北京，购来邪书，并入洋堂师事异类，丁若钟把全家都引上邪路，使兄弟一起受难，权哲身的一乡姻戚都走火入魔，经历了这一次反乱。同时，又系联到这批人的政治后台蔡济恭，说他眼中没有国家，把反对邪教的人视为仇人，扶植逆党。并说，天主教的道理至诡至浅，行事至潜至妖，“空谈灵说，啜拾释氏之糟粕，妆神幻鬼，仿佛巫史之派流”。说他们诳世惑民，以败灭伦常，“今所谓邪学，无父无君，毁坏人伦，背驰教化，自归于夷狄禽兽”(39)。据统计，在这场教难中，三百多人被处死或下狱，其中权哲身、丁若钟、李承熏等被斩首，丁若镛、李致熏等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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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其中罪名最重的，是他们不仅作乱，而且要向洋人乞师颠覆朝鲜王朝。据朝鲜官方说，他们搜到朝鲜天主教徒黄嗣永给洋人的书信，写着“转报太西诸国，请来东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滨，殄灭此邦”，还写着“妆送教中一人，移家开铺于栅门之内，要作伊等交通书信、指画谋议之阶”(40)。这就是指的黄嗣永所谓“帛书”。在这份原来想送给汤士选的万字帛书中，黄嗣永不仅向洋教士诉苦，而且提出了六项建议，包括让朝鲜人到北京天主堂教朝鲜语，以便传教；包括请教皇写信给清朝皇帝，迫使朝鲜国接受传教士；包括让清朝合并朝鲜，令清帝娶朝鲜宗室女，使天主教像清朝一样，在朝鲜有合法性；甚至还包括请西洋出兵，迫使朝鲜接受天主教等看上去很“狂悖”的建议(41)。而且朝鲜官方还说，那个叫做周文谟的中国苏州人，居然奉了西洋天主教的命令，在朝鲜组织人谋反作乱，直到嘉庆六年（1801）五月自首被杀。这一下子，把天主教徒的活动形容成了一个国际阴谋，而且事涉清国、朝鲜和西洋三方。他们说，这不仅是颠覆政权，而且是颠覆文明，因为他们“慢天侮圣，背君蔑父，废其祭礼，毁其祠□。以堂岳之说，诳惑愚氓；以领洗之法，啸聚凶党。潜藏私书，则同符谶之术；广结女流，而有禽犊之行。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如黄巾、白莲之贼，暗相物色，公肆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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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危机，引起紧张的心理；紧张的心理，产生内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把原来对西洋传教士的种种好感一扫而空，东邻与西洋的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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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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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嫌隙终生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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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这一年的岁末，朝鲜王朝派出使者曹允大、徐美修，并写了那份叫做《讨邪逆奏文》的报告送到北京。推想朝鲜方面的心思，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案件涉及中国人周文谟而担心清帝国不快，一方面是希望让清朝皇帝明白朝鲜危乱情况的严重性。可是，因为现实危机还没有波及到大清帝国，清廷的上上下下都颇不以为然，因此便有了一开头我们说到的那件语词严峻的奏疏和大大咧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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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尽管嘉庆皇帝和他的辅臣们一开始对朝鲜人的惊慌失措有些漫不经心，觉得朝鲜人在大惊小怪。但是形势比人强，到了嘉庆十年（1805），在清帝国本土发生的意大利传教士德天赐私递西字书信和中国地图给中国教徒陈若望一案，却很让清人相当吃惊。供词中，教徒们承认四堂的先生都曾出去外省传教，而北京就有很多教徒，这中外勾结的案子才终于让清廷也像东邻一样紧张起来。于是，禁令渐渐严厉起来。先是发布上谕，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42)。同时制订《西洋堂事务章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接着许可奏请，禁止北京四堂私买药材，说防止他们“购求异物，暗配邪药”(43)。并且要求各省负责宣传的学政撰写通俗劝文，“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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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十八世纪的开头，朝鲜王国、大清帝国对传教士全面关闭了大门，包括外在的国门和内在的心理之门，对他们的传教活动有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禁止(45)。可是，这只是一时的现象，船坚炮利的洋人却终于在若干年后打破了朝鲜和中国的封锁，你把国门关上，我却强行打开，正像日本的锁国最终变成开国一样。一个甲子以后的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一个作为正使柳厚祚助手的朝鲜使者，在北京看到了另外一幕：在这个时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首都北京不再只有传教士了，西洋人也不再只住在天主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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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洋馆，而己亥洋人四名出我之后，有我人禁入之命，故不得入玩。洋人出游之路上者，皆眼睛黄鼻头尖矣，又能驰马，女则衣素裳□如我女裳，携稚子往来如常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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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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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晚秀《车集》，载《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533—540页。此文又名《讨逆奏文》，收在《李朝实录》中，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三，5036—5038页。注中说明“大提学李晚秀制”，可见就是李晚秀的这份删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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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三九八，819页，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2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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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这一点，过去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欧人と朝鲜使臣》有详细的论述，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