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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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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嫌隙终生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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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这一年的岁末，朝鲜王朝派出使者曹允大、徐美修，并写了那份叫做《讨邪逆奏文》的报告送到北京。推想朝鲜方面的心思，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案件涉及中国人周文谟而担心清帝国不快，一方面是希望让清朝皇帝明白朝鲜危乱情况的严重性。可是，因为现实危机还没有波及到大清帝国，清廷的上上下下都颇不以为然，因此便有了一开头我们说到的那件语词严峻的奏疏和大大咧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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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尽管嘉庆皇帝和他的辅臣们一开始对朝鲜人的惊慌失措有些漫不经心，觉得朝鲜人在大惊小怪。但是形势比人强，到了嘉庆十年（1805），在清帝国本土发生的意大利传教士德天赐私递西字书信和中国地图给中国教徒陈若望一案，却很让清人相当吃惊。供词中，教徒们承认四堂的先生都曾出去外省传教，而北京就有很多教徒，这中外勾结的案子才终于让清廷也像东邻一样紧张起来。于是，禁令渐渐严厉起来。先是发布上谕，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42)。同时制订《西洋堂事务章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接着许可奏请，禁止北京四堂私买药材，说防止他们“购求异物，暗配邪药”(43)。并且要求各省负责宣传的学政撰写通俗劝文，“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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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十八世纪的开头，朝鲜王国、大清帝国对传教士全面关闭了大门，包括外在的国门和内在的心理之门，对他们的传教活动有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禁止(45)。可是，这只是一时的现象，船坚炮利的洋人却终于在若干年后打破了朝鲜和中国的封锁，你把国门关上，我却强行打开，正像日本的锁国最终变成开国一样。一个甲子以后的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一个作为正使柳厚祚助手的朝鲜使者，在北京看到了另外一幕：在这个时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首都北京不再只有传教士了，西洋人也不再只住在天主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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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洋馆，而己亥洋人四名出我之后，有我人禁入之命，故不得入玩。洋人出游之路上者，皆眼睛黄鼻头尖矣，又能驰马，女则衣素裳□如我女裳，携稚子往来如常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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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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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晚秀《车集》，载《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533—540页。此文又名《讨逆奏文》，收在《李朝实录》中，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三，5036—5038页。注中说明“大提学李晚秀制”，可见就是李晚秀的这份删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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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三九八，819页，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2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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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这一点，过去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欧人と朝鲜使臣》有详细的论述，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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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宗教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山折哲雄监修《日本宗教史年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4），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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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反，这个时代，耶稣会也曾经因为在日本受挫，想到朝鲜传教，据说曾经派出身于朝鲜的传教士权嘉兵卫（Vincent Kouom Cafioie）返国。但等待七年，仍一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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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以性（1595—1664）《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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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如李晬光在1590、1597、1611年三次到北京，并在1614年完成的《芝峰类说》卷二“外国”条中，已经通过一些中国文献（如《吾学编》）等，向朝鲜人介绍了世界地理，已经提到欧罗巴、利玛窦、《天主实义》和《交友论》的内容，以及焦竑等的评论；参看铃木信昭《朝鲜儒学者李晬光の世界地理认识》，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日本天理，2004）百九十二辑，31—84页。此外，又如1631年郑斗源以陈奏使的身份，由海路到达北京，曾见到传教士陆若汉（Joaunes Rodoriguez），其手下李荣和郑季吉，曾学西洋之天文历算和火炮知识，并在第二年将其赠送的天文、地理、历算等西书、红夷炮、千里镜、自鸣钟等器物，携归朝鲜，进献给仁祖。再如，1644年后朝鲜王太子在北京为人质，结识汤若望，并获赠天球仪、天主像和世界地图，后这些西洋物品也被携回朝鲜。关于这一方面，也可以参看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王玉洁、朴英姬、洪军等译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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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昌业《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三十二卷，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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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96—97页，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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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荣福《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六卷，91页。参看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57页，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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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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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宜显（1669—1745）《壬子燕行杂识》，收在《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三十，《燕行录选集》下册，516页。关于朝鲜使者在北京参观天主堂的情况，可参考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载其《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07—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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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耶稣之一名陡斯，斯造天地万物，无终始形际之言。汉哀帝二年庚申，诞自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而以耶稣称，居世三十三年死，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其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陡斯以七日及降生升天等日。”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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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宜万《入沈记》，《家山全书农隐遗稿》卷二十，《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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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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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59页；李宜显（1669—1745）《壬子燕行杂识》，《陶谷集》卷三十，《燕行录选集》下册，516页；至少在雍正年间，朝鲜人对于天主教的知识还是不多的，P.de.Halde神父的《中国纪事》中曾经提到：“最近（1720—1730），从朝鲜来与我们见面的人，通过汉文笔谈，对我们有所了解。但是，在朝鲜不曾宣传过天主教，尽管朝鲜人中也并不是没有在北京受过洗礼的，但是，在朝鲜的长期传教，却需要清朝皇帝的批准，得到这种许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雍正二年（1724）礼部发布禁教令中国的教会刚刚全部瓦解以后，更是如此。只是天主有不可思议之奇迹，如果中国可以基督教化，那么像朝鲜、满洲这样文化上追随和尊重中国的国家，无疑在几年间就会效仿中国。”可见天主教传教在当时的朝鲜还不成功。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一章《朝鲜天主教先史》，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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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此书记雍正十年（1732）赴燕京事，《燕行录选集》下册，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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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雍正年间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教，与苏努事件有关，参看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中《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的宋君荣（1689—1759）第42号、43号信，141—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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