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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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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知不足而后有得：问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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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讨论一下，现在中国大陆学界关于燕行文献研究的问题在哪里？毫无疑问，中国学者的一个长处，是阅读汉文燕行文献没有语言障碍，也可以充分搜寻中国文献加以考证和对照。但是，中国学者也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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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更深入了解李朝朝鲜，甚至需要更深入了解明清、朝鲜、日本构成的东亚复杂的历史、制度与文化，将燕行文献放置在当时的语境中，理解燕行使臣即记录者的心情与思想。但目前中国燕行文献研究者，对于东亚史或李朝朝鲜史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燕行文献呈现的似乎不是东亚或朝鲜的历史，而始终只是作为有关“明清中国”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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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综合对比朝鲜、日本、中国三方面（甚至包括当时的琉球）的史料。首先需要与朝鲜赴日本的所谓通信使资料进行比较与参照，了解在“事大”与“交邻”中种种复杂的问题，以及双边交往时潜在的“第三者”（中国）的存在，究竟有什么影响。同时，也需要与明清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的各种记载互相参照，比如倪谦《朝鲜纪事》（1450）、张宁《奉使录》（1460）、龚用卿《使朝鲜录》（1537）、朱之蕃《奉使朝鲜稿》（1606）、姜曰广《轩纪事》（1626），一直到阿克敦以图像为主的《奉使图》（1724）等等，这部分文献也相当多，可以看看彼此的记载之中，有什么立场、观念和视角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有什么文化背景？如果有可能，再取日本赴朝鲜和中国的出使行记与邻交文献（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如《善邻国宝记》、《入明记》等等），与朝鲜赴明清之燕行文献、明清两代出使朝鲜、琉球以及日本的文献互相参看，我想，这对重新理解中、日、韩构成的东亚历史世界，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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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当年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一再指出语言工具的重要性，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者中，能够较好通晓日文、韩文的学者还不够，只能阅读汉文燕行文献，而无法参照早期韩文、日文文献，也不能充分吸取日、韩现代研究成果。我非常感慨的是，数十年中一直在日本天理大学出版的《朝鲜学报》，发表大量日本学者（也包括韩国学者）有关韩国历史、文献、宗教、文化方面的论述，也包括对于燕行文献的论述，日本学者们能够学习韩国语言，研究朝鲜文献，相当有成绩。可是，多年来却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参与其中，这是需要我们中国学者反思和检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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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评述性的文字，是2012年11月应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外交系的邀请，在有关燕行录研究的会议上的主题报告，这里只是描述中国对于朝鲜燕行文献研究的趋势，并不是对于研究情况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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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看本书第一章《文献概说》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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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前引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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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两段，与本书第一章《文献概说》有重复，但为了保持文章完整，姑且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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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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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年来，情况也有不少变化，如赵兴元等编《〈同文汇考〉中朝史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已经出版三集。下面我会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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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编的《燕行录选集》上下册（首尔，1962）、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的《国译燕行录选集》十二册（首尔，古典国译丛书95—106，1976）、1978年台北的《朝天录》四册（《中韩关系史料辑要》，珪庭出版社，1978），以及韩国林基中教授和日本夫马进教授分别编辑的《燕行录全集》一百册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六册（韩国东国大学校，199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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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中村荣孝1930年编《事大纪行目录》（《青丘学丛》第一号，177—184页，1930年8月）、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中的附录（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308—31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127—238页，2003）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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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比如林基中教授所编《燕行录全集》，夫马进教授《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的注释7中，已经指出这里的问题很多，如权近《点马行录》（第一册）、李廷龟《东槎录》（十一册）、郑太和《西行记》（十九册），因为记载的行程都在今朝鲜境内，都可以不收，而洪景海《随槎日录》是随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记录，也不当收；撰者和年代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如原题作者和时代未详的《燕蓟纪略》（九十八册），作者即朴思浩，而此书即前面八十五册所收的朴思浩《燕蓟纪程》等等，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2003），见235—236页。我也曾经指出，《燕行录全集》存在的问题，第一类是年代先后与编次先后常常有错，第二类是著录失误和误收，第三类是重复的问题。参见本书第一章《文献概说》的第四节《有待整理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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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一辑），收录共12册147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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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订》，原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四辑，37—65页；后又收入张伯伟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227—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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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漆永祥《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七辑，37—66页。此外，如刘顺利对李海应《蓟山纪程》的研究，也可以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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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商务印书馆，2007年；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中华书局，2010年；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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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金美子《十八世纪韩国游记中的中国形象—以三种燕行录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孟华）；马靖妮《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岩，2007）；杨昕《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岩，2009）；又，前述孙卫国、杨雨蕾的专著，实际上也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修订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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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一段，沿用了我自己过去的表述，请参看本书第一章《文献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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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看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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