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99416
1706899417
请允许我从较远的学术史背景说起。
1706899418
1706899420
一 在百年现代学术史的脉络中看朝鲜日本文献的意义
1706899421
1706899422
近代百余年来，历史学无论在东亚还是在中国，它所出现的现代性变化，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点：（1）时间缩短、（2）空间扩大、（3）史料增多、（4）问题复杂。
1706899423
1706899424
何谓“时间缩短”？就是缩短传说中历史的古老性和神圣性，通过历史考据来翻案，指出很多古代经典乃是后世的伪造，渐渐引出历史学的“疑古”倾向。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地删除神话，考证传说，通过确凿的考据来重新叙述古代历史，把三皇五帝以来漫长的传说的、神话的历史清理掉。这一方面是所谓学术现代性，或者说学术科学化的一个表现，即不能拿三皇五帝、尧舜禹（中国），檀君、朱蒙、箕子（朝鲜），天神天皇（日本）的传说和神话来代替历史；但另一方面也是政治革命性的需要，因为瓦解尧舜禹汤文武的历史系统，甚至瓦解孔子以来的道统的神话，是当时重建古代历史，重塑现代国家的一个必须途径。很多人都知道，从康有为（1858—1927）以来，一直延续到顾颉刚（1893—1980）的《古史辨》，建立了这样一个新历史学传统。这个所谓的“时间缩短”趋向，实际上在日本史和朝鲜史领域也同样存在。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内，整个东亚（这几个国家）都开始了从历史中驱逐神话和传说的运动，这是当时学术的一个趋势。
1706899425
1706899426
何谓“空间扩大”？就是把国别史研究的地理空间变得更大。比如说，研究中国，就不再把观察中国历史的眼光局限在三皇五帝、二十四史的那么一个系统里面，不再把历史局限在传统的汉族中国各个王朝的范围内。这也有学术现代性的意味，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欧洲东方学家，因为探险、殖民、贸易等一系列活动，对于汉族地区周边包括新疆、西藏、印度、中亚，以及东南亚（包括缅甸、越南）都有很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由于语言非常多元，宗教非常复杂，文化彼此不同，所以发展出了一整套所谓欧洲东方学的传统。随着西风东渐，推动了一种学术趋向，就是语言、历史、文献的互相比较，所以，宗教学在一开始被称为“比较宗教学”，其名言就是歌德那句：“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
1706899427
1706899428
这个趋势在西洋人中是如此，东洋人中亦是如此。日本学界包括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也包括更早的那珂通世，他们都在推动一个共同的研究趋势，我概括下来就是：对中国周边的关注与对亚洲联系的重视。这既源于现代历史学者逐渐意识到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内，也源于现代“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从“传统帝国”基础上重新建设，需要涉及周边（包括传统中国的内部，和现代中国的外部），更源于现代东亚对国家、民族、领土、疆域、文化的重新认知。受到欧洲东方学的刺激，因此，东亚学界对于中原周边的满蒙回藏苗，对于朝鲜面对的东西两端，对于内陆亚洲的历史、文化、民族，也产生特别关注。不仅是日本，中国历史学也逐渐拓展出西域南海史地之学、东海日韩历史之学—即从单一的王朝和国家的历史，改变为联系和接触的区域历史。这个学术趋势背后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使国际学术出现了一种新的潮流，即对于中国之外非汉族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热情高涨。
1706899429
1706899430
什么是“史料增多”？就是说，人们眼中的史料，不再只是十三经、诸子、二十四史加上通鉴、十通，甚至不仅仅是文集加上石刻了。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中国有所谓“四大发现”，第一个就是（殷商）甲骨文，第二个是敦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古文书，第三个是明清大内档案，第四个是在西北甘肃那一带发现的居延汉简。这四大发现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史料不断地涌现，特别是随着历史学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政治之外的社会、经济、宗教、语言、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也越来越有兴趣，把眼光从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于是，可以纳入书写的史料就越来越多，人们不再被传统的正统史料笼罩，而是大量加入了考古、调查、档案、文物以及域外资料。
1706899431
1706899432
什么是“问题复杂”？就是对于东亚和中国历史的认知，不仅注意到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等领域，也关心到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这个巨大变化中的中外、民族、宗教、疆域、语言、认同、中心与边缘、冲击与反应、革命与改良、社会阶段与历史分期、普遍历史与特殊经验等等。因此，现代东亚或者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立场、角度、方法和理论，使得历史资料的采撷、历史叙述的详略、历史观察的角度、历史评价的尺度，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1706899433
1706899434
虽然近年来对于日本和朝鲜汉文文献的关注，应当归入（3）“史料增多”方面，但是，正如我过去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史料”的问题，当我们意识到“仅仅使用中国史料解释中国”是不够的，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历史学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上来了(2)，所以，对于这些文献的新理解、新使用和新解释，更重要的刺激因素却是（4）“问题复杂”，正是这些立场、观念和方法的变化，使得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有了新的意义。
1706899435
1706899437
二 近二十年来的变化：在中国认识朝鲜燕行文献
1706899438
1706899439
中国学界最早注意到朝鲜史料，最初并不是为了研究东亚诸国的历史与文化，而主要是为了补足中国史料的不足。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在瑞士的苏黎士（Zurich）参加第一次国际历史学大会，发表一篇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的英文论文(3)，曾提到当时有关中国史最重要的新史料，这里既包括后来被称作“四大发现”的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居延汉简、明清大内档案，也包括“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可是在中国，除了1934—1936年间的金毓黻在编辑《辽海丛书》时，注意到柳得恭《滦阳录》、《燕台再游录》、朝鲜世子《沈馆录》、宣若海《沈阳日记》中的东北史料(4)，后来吴晗曾经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有关明清中国的珍贵史料之外(5)，很长时间里，人们较多注意到朝鲜文献的，只是极少量，主要集中在崔溥《漂海录》、朴趾源《热河日记》等，更多有关明清中国的大量朝鲜文献，包括朝鲜文人的文集，以及大量的汉文燕行文献，并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6)。
1706899440
1706899441
可是，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这一改变有两方面的背景。
1706899442
1706899443
一方面是由于中韩交往的越来越多，文献资料取的得大大方便。其中，两种数量庞大的《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和丰富的“朝鲜燕行使行文献”（包括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所编的《燕行录选集》、《燕行录选集补遗》，和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正编一百卷与续编五十卷）在韩国的出版，加上中国方面，如近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延边大学、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学者都开始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整理，特别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在陆续整理和出版燕行录，以及朝鲜汉文史料中的中国资料（现在已经出版了明代部分），这引起中国学界三个研究领域学者的兴趣，即（一）研究“域外汉籍”的文献学家，（二）研究明清中国社会、思想与历史的历史学者，以及（三）研究中韩或东亚交往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们普遍对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产生了兴趣，因为对中国学界来说，这都是很新鲜的史料。
1706899444
1706899445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于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研究观念的变化，在新的学术潮流刺激下，人们开始注意到民族国家意识、区域文化认同、东亚互相观看、想象与历史记忆等新问题。所谓“历史方法与观念”的变化，特别表现在对于“中国”认识的角度、立场和视野，逐渐走出了传统帝国时代“以中国解释中国”和近代西力东渐以来“以西方看中国”的阶段，逐渐开始提倡“从多面镜子看中国”，即“从周边看中国”。而这些燕行文献就为这些新的历史观念和观察视角，提供了相当生动的资料。
1706899446
1706899447
这就是燕行文献在中国学界，从不被关注到逐渐被关注的大背景。
1706899448
1706899450
三 三个方面：朝鲜燕行文献研究的初步进展
1706899451
1706899452
当这些燕行文献在中国学界逐渐受到关注后，中国学者对于朝鲜燕行文献的研究，就逐渐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下面我想分三点来谈。
1706899453
1706899454
首先，渐渐出现了相当有深度的有关燕行录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
1706899455
1706899456
当然，朝鲜燕行文献很早有人研究，除了韩国之外，在台湾和日本也不断编有一些丛书(7)，撰有一些目录(8)。不过，无论是作为资料的丛书，还是作为钩玄提要的目录，其中都有不少问题(9)。如果说，二十年以前中国学界对韩国燕行文献的了解，多数还仅限于《热河日记》和《漂海录》，也缺乏深入的文献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那么，如今的中国学界，不仅相当多的大学、研究机构都购置了林基中所编的《燕行录全集》100册，国内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若干种与燕行文献有关的历史资料选编与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一辑）(10)，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对包括燕行文献在内的朝鲜汉文文献也进行了广泛收集和深入研究。特别是，2011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亚洲学术院合作，出版了在版本、题解、年表方面相当仔细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因此在这些基础上，关于燕行录，出现了一些文献学方面有很深研究的论文。举两个例子，如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证》(11)，在夫马进教授考证基础上，对林基中所编《全集》的错误，作了数十处考订更正；漆永祥《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则以具体例证，讨论了燕行录文献的范围、数量，以及在使用和整理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方法(12)，这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在文献的掌握与考证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中国学者对于古代汉文阅读的熟稔，这种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将可以指望有更大的进步。
1706899457
1706899458
其次是利用燕行文献进行中国历史研究，在近二十年中领域被拓展得更加广泛。最早是在1999年，山东大学历史学院陈尚胜教授与他的学生，针对燕行文献进行了研读，出版了《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与燕行录初探》，这是中国大陆较早进行的燕行文献研究。这部著作的意义是，第一，对李朝时期（中国的明清时代）朝天录和燕行录进行了基本的叙述，使人们大体了解了这些文献的轮廓；第二，结合中国的文献资料，讨论明清时期中国的种种事件、人物和现象；第三，从朝鲜对中国的认识角度，考察这些文献的思想史价值，奠定了相互文化认识这一研究视角。这一以“中国”为研究中心，运用燕行文献的研究趋向，经过邱瑞中、孙卫国、杨雨蕾、徐东日等等学者的努力，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开拓了相当广泛的领域(13)。还有不少年轻博士生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近十年中写出了不少有关的博士论文(14)。特别是，2010年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的《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伍跃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表明对于燕行文献的研究，已经引起广泛注意。
1706899459
1706899460
我曾经归纳过这些文献对于中国明清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概括地说，一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文献中被“删减”或“淡化”的历史；二是它可以补充很多丰富的历史细节，给我们提供很多富有现场感的资料；三是可以提供很多明清思想与文化的新资料，改变中国学者习惯性的“后见之明”；四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呈现，中国的邻居们的眼睛里，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样观察、想象和猜测当时处在巨大变化中的明清帝国，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观感有什么变化。这一方面，中国大陆学者近年来已经有了不少成果。
1706899461
1706899462
最后，是对于“亚洲”（或者“东亚”）、“认同”、“民族”、“疆域”等现代问题的研究，促进了对这些燕行文献的关注。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仅仅靠中国资料来解释中国，是否就已经足够？”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涉及了处理历史资料的范围、技术和方法，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却是一个如何“理解”或者“诠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问题。虽然在道理上，人们都知道没有“他者”，就无法了解“自我”，但真正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丰富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年来，留存在韩国、日本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15)。
1706899463
1706899464
但是，随着近年来关于“东亚”、“认同”、“疆域”等等话题的升温，一些新问题被提出来：究竟“东亚”（或者东北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就像欧洲一样）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共同体？或者说，要成为这样一个“共同”的空间，是否需要检讨和反省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日本和朝鲜是否至今文化还那么接近，就像汉唐时代所谓“汉字文化圈”一样？现在或者未来，真的可以由东亚文化共同体，彼此可以互相在文化上认同吗？这些学术界和思想界不能回避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韩国、日本历史的重新思考。为了回应现在流行于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思想界的这一话题，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个被叫作“东亚”的研究领域，但研究“东亚”，就必然要去看中国之外的各种文献资料。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方法和观念的变化中，朝鲜燕行文献在中国学界，开始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16)。
1706899465
[
上一页 ]
[ :1.70689941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