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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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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虽然武力之于国家的两面性似乎被化解，但这化解方式本身却有自己的两面性。“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承平状态下可有效防范武力失控，可一旦国家面临较严重的外患或内忧，所带来的问题恰恰也就是不能有效控制武力。因为，真正需要用兵的时候，“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势必是内耗与掣肘。不单如此，“节制者”、“操兵者”两种角色长期定向化，还阻断了健全军事家的产生。此即黄宗羲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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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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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只讲了某一面的情形，还有另一面，亦即“节制者”不知兵。在以文抑武的军事系统中，文官出身的督抚都是些读着圣贤书、念着“子曰诗云”长大的进士，派他们去“节制”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寻常剿讨小股毛贼也许还看不出来什么，狼烟四起、遇到大规模战事时，局面实在不免荒唐；既然不知兵，实际上，他们也很难“不为大帅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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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从“文武分途”或者说文官政治结构受益，国家安定，生产能够保持，文明的脚步较少受干扰，这些都应看到和承认。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在全球鳌头独占，与从制度上有效抑制武力的破坏性有极大关系。不过，正像一开始所说，国家与武力这对难兄难弟的矛盾，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相对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从帝制中国的情形看，自从晋、唐经历最后两次严重内乱而终于找到有效抑制武力破坏性的制度后，宋、明两大朝代因内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机均不再至，董卓、安禄山式枭雄销声匿迹，它们最后覆亡无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这也绝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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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正在于，当内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为削弱时，国家整体军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随之下降。其害处，承平之世丝毫看不出来，一旦“有事”，虎皮羊质、外强中干的真相便会暴露。宋、明脆败于西夏、金、蒙古、满清诸外族，一直以来被归之于后者武力超强。这固然未为无理，但人们谈得很不够的，其实是宋、明自身军事机体何其虚弱、不堪一击。这两个朝代几乎不能赢得任何一场战争，虽然局部来看它们并不乏军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杨家将也罢、岳家军也罢、戚继光也罢，但置诸整体，宋朝、明朝在军事中的表现皆属低能。归根结底，这不应到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制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严重制约军队的战斗力，还使得军事领域掺杂、充斥着官场政治的各种阴谋气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杨继业、秦桧如何损毁岳飞、北京官场如何倾轧袁崇焕……这类故事中，有着宋、明两代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和原理。简言之，“无事”时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导致军事强人产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时它却恰恰销蚀了国家对于高效军事组织和伟大将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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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明代可以看到，它绝非在朝代尾声才暴露自己军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对蒙古瓦剌也先部玩“御驾亲征”，结果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五十万人马全军覆没，朱祁镇本人被活捉而去。这么一出喜剧，固是皇帝胡闹所致，但五十万明朝正规军一触即溃，委实超乎想象。皇家的《英宗实录》这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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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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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发生战斗，对方只一冲，明军“遂大溃”，威风八面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车驾北行”（俘虏）了，五十万大军根本是纸老虎，或者连纸老虎也不算。诸多迹象表明，明朝之能维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国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边没有强敌。十四世纪蒙古人崩溃以后，完全退回游牧原形——他们本质上不适应国家形态，此时终于恢复本性，四分五裂，在广邈原野上东驰西骋，唯以劫掠为能事；历来是中国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线，由此暂为虚壑，直到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现一个蛮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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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初年以来，内忧与外患并起，督抚＋大帅的结构在内外两线都暴露出同样的问题：承平状态下的稳然可控，一经实战考验，被证明彻底失控。洪承畴战败、被俘、投降，是这当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当时，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身份来到辽东的洪承畴，在松山之战中为诸将所弃，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遁去，在十三万大军中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14]之后，洪承畴带着仅剩的由他直接指挥的万余孤军，困守松山半年，终于投降。大致，整个崇祯朝的军事失利如出一辙，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抚＋大帅这一结构造成军事行动实际不可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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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来到朱由崧领衔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发下“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国辱须报，疆土亟待恢复。单论数量，此时明朝尚拥兵百万以上，比敌人只强不弱，朱由崧发下那样誓言，也算有根有据。问题是，祖宗制度摆在那儿，偏瘫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点新花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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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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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理大臣兼国防部长——明朝的官衔称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尝试改革，当然，他谨慎回避任何类似“改革”的字眼，以免引起与祖制相违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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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案，就是对弘光朝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设四藩”。提出的时间，诸书所记不一。顾炎武记为乙未日[15]（五月初八，公历6月12日），谈迁记为己亥日[16]（五月十二，公历6月16日），黄宗羲和计六奇记为庚子日[17]（五月十三，公历6月17日），李清笔下日期最晚，为甲辰日[18]（五月二十一，公历6月21日）。差异或系时过境迁，各人记忆不一所致。笔者倾向于采信黄宗羲《弘光实录钞》，正像那个“钞”字所示，此书之作，以黄宗羲私藏的弘光“邸报”为本：“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年来幽忧多疾，旧闻日落，十年三徙，聚书复阙，后死之责，谁任之乎？先以一代排比而纂之，证以故所闻见，十日得书四卷，名之曰《弘光实录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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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朱由崧监国已十天，距他登基称帝还有两天，提出的时机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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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向新君提出一份整体军事蓝图，建议照此构筑防卫体系，确定战略部署。现存由史可法玄孙史开纯编于清乾隆年间的《史忠正公集》，收有《议设四藩疏》一文。但此文甚短，参以《国榷》《南渡录》所述，整个方案的内容远比此文具体、详细，也许继此疏后，史可法又向朱由崧提交过进一步的说明（《明季南略》提到了《四不可无疏》，但《史忠正公集》未载）。总之，下面我们集各书之述，以近方案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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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正公集》之《议设四藩疏》全文[20]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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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弱如六朝者，犹争雄于徐、泗、颍、寿之间，不宜画（划）江而守明矣。但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惫），分则力单，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再图进取。臣酌地利，当设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基。各属之兵马钱粮听其行取。如恢复一城、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庐城踞（距）江稍远，有警不妨移驻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机固守。江北之兵声既振，则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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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地名多为简称，为便了解，我们将其转为今名：淮、徐，是江苏淮安和徐州，即沿黄河—淮河一线；扬、滁，是江苏扬州和安徽滁县，即长江北岸与南京紧邻的北、西两块区域；凤、泗，是安徽凤阳和江苏盱眙（当时称泗州），位于南京西北方；庐、六，是安徽合肥和六安，辖区为滁州西南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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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区，尽处江北。此即史可法所谓“守江南者必于江北”，他构想，在南京由北至西筑起两道防御圈，外圈为凤阳府、徐州到淮安府，内圈由庐州府至滁州到扬州府。这两道防御圈，加上天险长江，等于南京正前方及左侧有三层保护。而南京以东和以南，是自家畛域，无须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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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防线，有如三道箍，将南京围得铁桶一般。四藩之间的关系，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一在前、一在后、一为攻、一为守。即：“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21]互为表里，里应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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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设计应该说很牢靠了，但我们也发现，核心在于一个“守”字，与朱由崧发誓时的口气大不相同，貌似怯懦。然而联系实际，这恰恰显出设计者的务实，不尚虚言、脚踏实地。奏疏讲得很清楚：“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再图进取”。稍后我们当可看到，南京从政坛到军界是怎样一种面貌，在此情状下，唱高调毫无用处。南京第一步如能做到收拾人心、同仇敌忾，已很不错；立刻北进、收复失地，想也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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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看，“设四藩”的布局共有四块区域，即内外两个防御圈各切成两段，外圈为淮徐、凤泗，内圈为庐六、扬滁。各段“包干”范围，李清《南渡录》有详尽记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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