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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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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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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投降属于丑行，一般认为投降者多是些品质低劣或驳杂的人。然而甲申之变，人们发现并非如此。降附名单中不少人，历来“遇事敢言”、“有直声”，清议甚佳，乃至是东林、复社名士。例如陈名夏、周钟、侯恂、龚鼎孳、魏学濂、张家玉、方以智，包括前面曾经提过的杨枝起。在盛行以名节论是非的明末政坛，这令人大跌眼镜，构成十足的反讽。到弘光间，过去一直作为“小人”而被打压的阮大铖之流，对此如获至宝，以“顺案”之名（以李自成号“大顺”及诸臣投顺，一语双关）打击报复，虽属借题发挥，却也有根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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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恂，河南归德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桃花扇》主角侯方域之父，前户部尚书、东林耆宿，名将左良玉所以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就是因为曾受侯恂提携。他于崇祯九年（1636）因失职而下狱；三月二十日，闯军克京翌日，他便和另一罪臣董心葵自狱中放出，二人“备言中国情形及江南势要，自成大赏之”。二十三日午门点名，众降官“囚服立午门外”，“日晡，自成出，据黼座”，侯恂则作为投诚模范，与大顺诸要人牛金星、刘宗敏、李过等，登上午门、“在主席台就座”了。[23]他在大顺政权中的官职是“工政大堂”[24]，等同明朝的工部尚书。然《甲申核真略》有独家之说，称闯军欲用侯恂为侍郎，“恂不肯，要以大拜，贼即许之，俟东征旋师如约”，即等李自成从山海关班师后正式举大拜之礼，末了，“贼败归西走，因不果”。[25]杨士聪既以亲历者身份述之，我们便引在这里备闻。但这一材料只涉及侯恂是否正式授职，不涉及是否投降，后一事实还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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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名夏，南直溧阳人，崇祯癸未（1643）会元、探花，官编修，兼户、兵科都给事中。他是复社大才子，归降李闯后，仍授编修。有关他的投降，《明季北略》讲了一段曲折故事。城陷后，陈名夏匿于其北京小妾娘家。得知崇祯煤山自缢凶信，几次自杀，都被小妾一家解救。之后，潜出逃遁，途中被闯军抓获。不料，审讯他的闯军王姓刑官，原系山西诸生，昔时南游受困，在溧阳遇到陈名夏，陈留其一饭并赠程仪少许。此事与其人，陈名夏早已忘却，王某却铭记在心，此时邂逅，即刻相认。陈因而免祸，但“涕泣求去”，王某却说：“先生大名在外，去将安之，留此当大用。”陈坚不从，悄悄溜走，途中又遭俘获，陈自称系被王某所释，于是送回王处。这次，因王某荐举之故，被授编修；其间，又因有亲戚打着他的名号，得王某宽刑减罪，“于是陈通贼之名大著”。而陈名夏对所授“伪职”终不肯就，“日夜求归”，王某拗不过，“乃赠其行赀，阴护出城，故陈归最早”。计六奇说，故事得之“北来一友，述之甚详”；同时又表示，这与一般所知究竟大相径庭，“未敢擅为出脱也，姑附所闻，以俟公论。”[26]即便陈名夏降闯之事存疑，他于弘光元年从“从贼案”脱身，跑到河北大名府降清[27]却是千真万确。他是清朝的第一任吏部“汉尚书”，后至“宰相”（弘文院大学士），为清初“南臣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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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学濂，浙江嘉善人，东林巨擘魏大中次子。他一家在明末声望极高，海内景仰。乃父英名不必说，即其兄长、魏大中长子魏学洢，也被目为人间楷模。魏大中狱中惨死后，魏学洢领得父亲尸体，千里“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崇祯初，有司以状闻，诏旌为孝子”。[28]魏学濂本人到甲申之变前，也都高风亮节，“有盛名”[29]，曾在崇祯元年从浙江徒步至京上访，伏阙讼冤，血书上疏，致“天子改容”[30]，对推动东林党冤假错案平反，有重大贡献。李自成逼进京师，他屡有建言，引起崇祯重视，特别召见，准备委以重任。“无何，京师陷，不能死，受贼户部司务职，颓其家声。”[31]《平寇志》、《甲申朝事小纪》等，都明确记载他就任大顺“吏政府”司务，后来官方《明史》也采取了这一说法。但其降附经过，扑朔迷离，诸说竟至悬殊。一说城陷后魏学濂与陈名夏、吴尔壎、方以智相遇于金水桥，大家商议以死报先帝，魏学濂反对，说：“死易尔，顾事有可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轻一掷也。”并说出了太子等尚在，自己所联络的真定、保定义师“旦暮且至”这样的理由。后传来太子被捉并遇害的消息，而所约义师迟迟不至，于是，魏学濂赋绝命诗二首而自缢。这段叙述，毫未提及降附之事，此为“未降说”。然而，《明季北略》同时也录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忠逆史》：“学濂初闻贼急，有老仆经事大中（自魏大中时即为魏家仆人），劝主人尽忠，勿负先老爷一生名节，学濂唯唯。先以事遣此仆归，遂率先投款。初改外任，以韩霖荐，留用，授伪户政府司务。”《北回目击定案》则描述了魏学濂做“伪官”的情状：乘一头驴，“穿伪式黄袍，负一伪敕，在草场阅刍，指挥得意。”[32]除上述叙事外，彭孙贻《平寇志》亦陈有具体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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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濂与山西解元韩霖同受天主教，霖荐学濂于金星。学濂廷谒，金星曰：“汝是忠孝之家，必当录用。”引见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过早知天命有归耳。”授户政府司务，学濂献平两浙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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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相距甚远，纷纭难定。而《甲乙史》独有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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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三十日丁亥，庶常魏学濂自缢。学濂素负志节，一时堕误，知愧而死，亦愈于颜求生者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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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既非未降，亦非降后洋洋得意，而是在纠结苦痛中自尽。计六奇认为此说较为可信，“实为学濂定论也”。《明史》最终也采纳这一说法，“既而自惭，赋绝命词二章，缢死。去帝殉社稷时四十日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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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南直合肥人，兵科给事中。文名极高，《清史稿》称他“天才宏肆，千言立就”[36]，与钱谦益、吴伟业并为清初诗文“江左三大家”。崇祯末，他以青年才俊亮相北京政坛，姿态激进，挥斥方遒，连劾重臣，虽因此身陷缧绁，却也名声大振。李清《三垣笔记》，对崇祯一段涉笔最多的三四人中就有龚鼎孳，我粗粗统计，不少于九条，可见他的活跃。但对于这个活跃的身影，李清明显不以为然。我们曾讲过，李清反感党争，而龚鼎孳正好是一个党争积极分子。李清笔下的龚鼎孳，基本是一种形象：上蹿下跳，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李清提到同僚傅振铎一句话：“凡招权纳贿，言清而行浊者，虽日讲门户，日附声气，而亦真小人也。”[37]盖即借指龚鼎孳。这且不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龚鼎孳降附；由于过往的政治姿态，也由于极高的才名，他成为投降者中必被提及的一个代表。四个月后，马士英在南京奏《请诛从逆疏》，所举第二个例子便是龚鼎孳，而且是仅有的两个被描述了具体情节的例子之一（另一个是周钟）。说到这情节，也确实匪夷所思。马士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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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降贼之后，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为科臣时收取秦淮娼妇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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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根本像是借口，因为很难想象，如此大事能为一介小妾所左右。不过，这小妾并非寻常之人。她名叫顾媚，人称“横波夫人”，原是秦淮河畔头等名妓，《青楼小名录》引袁枚语：“明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顾横波，其尤著者也。”[39]她于癸未年（1643）归于龚鼎孳，从此专宠。阅孟森《横波夫人考》，不觉为其所述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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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麓（龚鼎孳号）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盖后三年芝麓丁忧南归，有丹阳舟中值顾赤方，是夜复别去，纪赠四首，中有“多难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顾媚归龚后，龚号之曰善持）殉难诗”云云。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讽者，亦以龚与善持君偕殉为言，弥见其放荡之名，流于士大夫之口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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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竟非借口。在龚鼎孳，已然“生平以横波为性命”。顾不让他死，他就因她不死，且毫无愧色，每在诗文中“恬然”论之，对别人的讽刺，轻松答以“多难感君期我死”。难怪他会逢人就说“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话别人以为无耻，龚鼎孳自己却沉浸在“多情”之中。我们不知道该说他特立独行，还是放荡堕落。总之，他和陈名夏一样，先降闯（“以鼎孳为直指使，巡北城”[41]），复降清；入清后官也做得很高，至刑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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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降附，最出名的还是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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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钟，南直金坛人，“金坛名士，复社之长”[42]，在复社中地位与杨廷枢相埒，名气大得不得了。周家为本地望族，出过不少人物，“同祖七进士”[43]，举家先后七人进士出身，简直是高产。奇怪的是，这些人形形色色、杂然不一，致有“俱以美锦而多染粪秽”[44]之讥。他的伯父周应秋、周维持皆为魏忠贤门下走狗，尤其周应秋，天启末年任吏部尚书，系阉党首要分子。周钟本人与其从兄弟周镳，反而是复社中坚，均以“声气”重于当世。然而北都沦陷，庶吉士周钟却成为最彻底的投降者。马士英《请诛从逆疏》不过六百字，却有一半笔墨花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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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周钟，劝进未已，上书于贼，劝其早定江南。又差人寄书二封与其子，一封则言殉节死节；一封则称贼为新主，盛夸其英明神武，及恩遇之隆，以摇惑东南。亲友见之，无不愤恨，立毁其家。昨臣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一联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闻其过先帝梓宫之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微臣闻之，不胜发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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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虽与阮大铖狼狈为奸，但以上列诸事却非他所捏造，而为多书共载。周钟《劝进表》，有些书如《平寇志》、《丹午笔记》所录，比马士英疏中还多一句：“独夫授首，四海归心。”[46]独夫，当然指的是崇祯皇帝。《劝进表》和《下江南策》，这两个文本肯定存在，惟是否出周钟之手还有异说。我们所见的辩诬，来自周钟伯父周维持和胞弟周铨。他们说那两个东西全是周镳伪造：“镳、钟兄弟成隙，镳……伪撰《劝进表》《下江南策》以诬钟。”[47]由此我们对周家内部的混乱加深了印象，也正因此，对周维持、周铨的辩护也不敢轻易相信。此外，还有人主动与周钟争“著作权”，此人就是龚鼎孳。他不平于《劝进表》归于周钟名下，因对人说：“表文皆我手笔，介生想不到此。”[48]又，《甲申朝事小纪》载周钟又为李自成起草过《即位诏》，编者收录书中时改题《闯贼李自成僭位诏》，并在旁边添注“系周介生笔”。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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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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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真伪不得而知，但上述对明朝政治的评论，却颇中鹄的。周钟降附经过，《平寇志》述说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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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周钟，寓王百户家，百户约同死，钟未应。同官史可程、朱积、吴尔壎等并诣钟，邀入朝。百户挽钟带，不听出，绝带而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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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钟名气太大，对于他的归顺，闯军很有喜出望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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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至，见钟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见危致命论》，即荐之自成。钟欣然自得，每夸牛老师知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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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金星的仰慕，使周钟有特殊优待。降附诸官，一律只准骑驴，独周钟“扬扬然乘马”，“屡过大行梓宫前，挥鞭不顾，同辈皆腹诽之。”《明季北略》的描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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