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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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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二十五史，所述无非兴亡。然而，这字眼之于庶民却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兴也好，亡也罢，旧符换新桃，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忧君之伤、亡国之痛，写满史册，其实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怀，与真正的庶民多半无关。问题在于，修史的能力及权力，握于后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后人其实概无所知。而这往往成为盲点，使人不知不觉中以为正史野史的主题和感情，能够反映时世、代表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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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没有的事。真实的时世、民心怎样？崇祯末，北京流传民谚：“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一语双关。又说：“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5]对于明亡，不悲痛，不眷恋，一言以蔽之，痛痒无关。这朝廷、这国家，不以人民愿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听取人民意见，人民没有认同感，亡与不亡，干我何事？所以赵士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现：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确实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大祸临头，等到传来消息“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马上恢复平静。“奔走如故”几个字，尽现民众的无动于衷；占领军要求帽上粘“顺民”二字，无非一是表示顺服，二来寓有“大顺子民”之意，对此，大家也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一代王朝轰然倒地，这场巨变，我们在将近四百年后说起，每每还有惊天动地之感，可当时京城民间，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简直像什么也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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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类似表情。当时的启蒙者倍感痛心，叹为“麻木”，从中抽取出国民性。这固然不错，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兴亡，从来是权力者游戏，无论怎样，百姓所得不过是个“苦”字，那么，怎能不“麻木”，又为何不“麻木”？作为经历甲申之变的人，计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归于“各自为心”[7]。这个总结，或者更在点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败寇是你们之间的事，小民操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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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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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后的乱世，还被当做短暂的机会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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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压榨严重，但因土地瘠薄，气候较差，物产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暴乱会在北方发展壮大。在中国，加入暴民行列，几乎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但凡尚存一点余地，就不致有此决断。换言之，李自成百万之众，仅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贫之民，这以外，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人数更多。他们只须很小的理由，就会回避直接变身为“草寇”。骨子里中国民众都不愿而且惧怕惹事，但这不表示心中不藏着不满与怨恨。所谓“良民”，只产生于幸福、合理的社会；在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本质上没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着“良民”表象，没有一变而为“暴民”，不过是他们在忍气吞声与铤而走险之间进行着换算，如果得不偿失，大多数人就都选择忍耐。显而易见，忍耐虽苦，却至少性命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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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以某种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为前提，比如说统治秩序的存在。在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自觉遵守法度的意愿，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对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制，其实也是从反方向体现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坏的社会，如果人们尽力不触碰法度，通常不是出于拥戴和主动遵守，而是因为惧怕；一旦不必惧怕，法度便立刻显出可笑和空洞的样子，成为众人亟欲突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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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国变后就出现了这一幕。崇祯死亡消息传开，一夜之间，京畿周遭立即“盗贼横生”。闯军占领北京的后期，军纪失控，抢淫频发，史家多有述载。但实际上，京城并非最乱的地域，真正乱得无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的广大乡村。这些地方，一时成为真空，法度荡然；无数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的民众，有如挣开束缚，趁机大行劫掠。如果说北京城内大顺军队将卒所为，尚属有组织的报复，则广邈乡间的情形，完全是无组织的混乱。平时隐忍压抑的乡民，此时一无所忌，纷纷变身为不曾加入起义军的自发乱民。可以说，在这一刻，没有庶民为崇祯之死如丧考妣，相反，倒被证明根本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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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民劫掠的对象，主要不是本地富户。后者一般蓄有家丁，庄园也筑有围堡，足以抵挡无组织的自发乱民。同时，中国乡村庞大严密的宗族关系，也发挥了令乱民“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作用。因此，受害者多是因战乱而生的大量逃亡者。这些人中，有不少官吏、儒生和商人甚至王族，想象中往往携有浮财，是很好的洗劫对象——之所以说“想象中”，是因很多人仓皇而逃，实际已不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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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边大绶。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崇祯十五年在米脂县令任上，毁李自成祖父、父亲之墓，将骸骨“尽数伐掘”“聚火烧化”。甲申时，他已回到河北任丘老家，与人“密谋欲兴义师”。四月底，闯军自北京溃退，一股部队出现在任丘，将边大绶捉住，五月初一启程押往太原。在途凡七日，清兵追击迫近，边大绶乘隙逃出。后来他将这段经历记为一文，题《虎口余生纪》[8]。后半部分，记从闯军逃脱后，孤身还家，一路亲睹亲历“土贼”遍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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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二乡民持梃，盖抢营者，询余何来。余诡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许，闻后面喊声，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则四五伧父（村夫），各执枪棒，围余曰：“汝从贼来耶？”余应曰：“我逃难耳。”索财物，余曰：“赤身财与何藏！”尽上下与之，换破衣二件，仅蔽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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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昼伏夜出，白天藏身废弃窑洞，“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东西，视月所向，攀缘上下。经墟墓涧泽中，磷光萤焰，殊非人境”。沿途讨饭果腹，“凡经由土寇之丛薮处，余已作乞丐形，无阻挠者”。二十天后，终于接近故乡，在肃宁县西柳村遇见一位亲戚，这才换掉乞丐装，并留宿。睡了一夜，“黎明，闻炮声震天，乃土贼为乱，阖乡戒严，傍午始息。”俟其回到家中，已五月二十九日，“计被执时，正满一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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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大绶所经历的，在当时北方四省极为普遍。《明季南略》称“遍地皆白棒手与官兵抢夺，实甚于贼”。[11]所谓白棒手，是徒执一棍、到处行劫者。赵士锦四月十四日从东便门逃出北京，与人结伴南还。“至天津十里许，过一村，其居民遥望予同行辈有七十余骑，遂远避高阜上。予等为言，予辈实南下者，非不良人也。”[12]可见情形纷乱如麻，到处有强人出没。这种乱象，过了黄河始有缓减，但整个长江以北，气氛仍极紧张，各乡由士绅出面组织民团，护村巡寨。这些民兵神经紧绷，常有过激反应；赵士锦写道：“泰州城外，乡兵防御甚严。舟至即刀棘相向，奸与良弗辨也。”[13]同行者居然有两人因此命丧黄泉，赵士锦本人腰部受重伤，强撑回到常熟家中，养伤百日始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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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王朝终末，中国总有一段涣乱时光。其间，除严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众滋扰现象。为什么？并非中国的人性较别处为劣，实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时无任何管道与途径，二三百年才等来一点点放纵的机会。换言之，王朝解体，便是小民集中宣泄之时。眼下大明的倒掉，遗老孤臣心如刀绞，而在刍荛之夫，却兴高采烈，因为秩序终于不在，天下终于大乱。这样的时刻，可谓千年一梦，古今所共；直到现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糟得很’和‘好得很’”一节，所谈仍是这样的问题：“农民在乡里选择，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4]他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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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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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论证明王朝不得民心，并非本文的题旨。倘若那样，此文几乎可以说纯属多余，因为历来在明末农民暴乱问题上，以此为题旨的文章早就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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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作，首先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亦即我曾经讲过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为准——当然，你愿意说它亡过两次，亦无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祯自缢、北京城破，某种意义上，明朝崩溃了；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随着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它又活了过来，以完整的政权体系，继续统治国中最大一片区域，直到整整一年后；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为俘虏被押回清军占领下的南京，这象征着中国的统治权正式易手，之后在福建、广东、云南以至缅甸，虽仍有明朝残余存在，却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应位于164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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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论，即从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后两次解体引出，或许，每个明史爱好者都曾注意到它，并和笔者一样深为困惑：这两次解体所唤起的反应，不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差异极其悬殊。士大夫的表现，笔者已在《降附·名节》中加以描述，本文所谈着重于民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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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崩，一般民众的态度大致如前所述。从北京市民“奔走如故”到晋冀鲁豫乡村的“土贼”蜂起，都说明百姓即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也与己无关、漠然以对。这还不包括民众如何对待所谓“贼寇”。虽然我读过的史料，几无例外都对闯军采取谩骂、诋毁，其中很多作者的学问、人品，笔者颇存敬意，但他们亦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贼寇”们在许多地方为民间所欢迎与追随。虽然很多知识分子的著述避谈这种情形，却仍有踪迹可察。在此，举个比较生动的例子。闯军节节胜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飞致信张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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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问敝乡事，言之愤郁。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若谓其实行假仁假义也者。三月九日，伪官孙某到，诱士民飏去，温言抚谕，共信为真。士民但求赊死，不顾孔孟道义，不顾祖宗德泽，并不顾一身节义，相率迎贼。[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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