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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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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并非没有目明耳聪之人。早在一月十二日,史可法呈上一道重要奏章,内言:“北使之旋,和议已无成矣。向以全力御寇而不足,今复分以御北矣。”结论是“和不成惟有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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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明朝派出以左懋第为正使、马绍愉、陈洪范为副使的使团,前往北京议和。十二月中旬,陈洪范只身南还,左懋第等人被扣押,和谈宣告失败。从这事态,史可法解读出满清必将南下的含义,因而向朝廷发出警告,必须立即备战。我们知道,满清当局此时还没有做出南侵决定,假如史可法警告得到重视,从时间上说明朝并非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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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石沉大海,全无回音。之如此,并不足奇。看看南京的决策层还剩下些什么人,即知寂寂不闻乃是必然。定策后不久,史可法就被排挤出京。之后,高弘图、姜曰广、刘宗周、张慎言、徐石麒等,或退或罢。战而胜之的是自马士英以下,阮大铖、张捷、张孙振、刘孔昭等一干人。在我们历史中,有一种奇怪不可解的趋向,凡于国家有利者,不论人与事,皆难立足,而祸害国家或损公利己者则每每胜出。“正人尽斥,小人盈朝”,素爱奖劣惩优,而与优胜劣汰的普遍道理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中国人对社会共同利益,既难以认识,亦从内心不抱信任,觉得唯有个人利益颠扑不破。所以一生以此为鹄的,戮力攘夺,唯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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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水乡观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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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为清人所绘,故人群已是清人装束,不过,清代戏剧完全承自明代,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京剧,戏服都是明代样式。戏剧对明代的影响深入骨髓,明代文化有很强的戏剧成分。明人之溺戏剧,往往到内外不分的地步。人生如戏,戏即人生。阮大铖、钱谦益都曾着戏装外出。朱由崧逃跑前,也过足最后一把戏瘾,跨马离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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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金山寺,汪观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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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因扼守长江而得名,自古为南京门户,亦有“京口”之称。前此五百年,韩世忠、梁红玉曾在此阻击金兵,令金兀术不得遂其到临安赏“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愿。眼下,重新崛起的金人后裔(后金、满清)驱兵复至,鼓帆一举而渡,终于登上长江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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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藏明代戏剧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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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是中国独特戏剧文化。它以装饰性手法,将人物品性固定为面部符号。这是中国式的人性思考。图中脸谱,为京剧泰斗梅兰芳所珍藏之明代脸谱,风格较后世京剧淡朴,我们已不知它们分别属于哪些人物,但资深的戏迷朱由崧想必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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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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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马士英留下的痕迹很少了,就连墨迹也是稀见的,但此人尽撤北防以应左良玉兵变的决策,却被认为对南下清军敞开大门。其实此事对明朝结局影响究竟多大,也很难说。可以肯定,明朝肯定不是坏在某一个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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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能以共同福祉为诉求,个人分求自我利益之最大化,造成极端利己意念的盛行和顽强。表现于行为,愈知利己或利己能力愈强,愈能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以国家、社会为念者,往往沦为弱者和败者,除非遇特殊时刻与条件,利己之辈畏缩不前,承其所让后者才可有所成就。在明朝,上述情形便极突出,社会依其奇怪的竞争法则,使唯知利己之人揽入各种权柄,把握诸多要津,以致国有大患甚而将亡亦乏人关心,关心的只是一己欲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极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理解不了,只是不予考虑,捞不够的焦灼和恐惧填满心胸,哪怕只比别人少捞一丁点,亦必龈龈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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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之死引起的反应,就很典型。从国家利益角度看,这是影响全局的严重事件,史可法至以“睢州大变”[12]相称。然而,消息南来,那些与高杰素有龃龉的大帅,非但不以为忧患,反倒额手相庆,以为“上天默除大患”。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三镇,联名合疏:“高杰从无寸功,骄横淫杀……”[13]他们想到的,全是私人恩怨。史可法奏请高杰之子嗣帅位,以稳军心,结果一片哗然。盖因高杰一死,诸帅全都暗打算盘,亟待瓜分其旧部、争抢扬州这片肥肉。当初,高杰恃强,得以扬州为驻地,他这一死,曾与之争扬州而失利的黄得功,立刻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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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功复争扬州,欲尽杀杰妻子以复前仇,可法急遣曲从直解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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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不嫌途远,引兵趋扬,谋夺城池外,还想袭击留在扬州未随军北进的“杰家并将士妻子”,“城中大惧”。史可法闻讯,派同知曲从直速往制止,朝廷也急遣内监卢九德“谕止”。为平息事态,朝廷连发二旨:“谕史可法:卿已归扬,解谕黄得功等各归汛地,何必与寡妇孤儿争构。”“大臣先国而后私恨。得功若向扬州,致高营兵将弃汛地东顾,设敌乘隙渡河,罪将谁任?着诸藩各恪守臣节,不得任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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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睢州大变”的沉重判断;一边,却是几位大帅联手欺负孤儿寡母。第二道谕旨指出的“致高营兵将弃汛地东顾”,尤能显示各镇的自私。诸军唯高杰北上,而当重挫之际,却要被人背后捅刀,忧虑后方妻、子的安危。诸镇为夺利而擅离汛地,已属可鄙,更何况极可能致高杰所部将士因后顾之忧丢弃阵地南回,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亲者痛、仇者快,史可法“有甚于戕我君父,覆我家邦者”[16]的批评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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