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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二十、辽东的烂摊子怎么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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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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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是个军事外行，却不自量力、好高骛远，揽下了经略辽东的工程。他和王在晋关于重城之议的全过程，都记录在他本人上呈给天启的奏章上，从这份奏章，我们看到的是军事专家王在晋在不厌其烦地给军事新手孙承宗指点重城建设的好处，不知何故，该段对话出现在《明史》中，却成了高高在上的孙承宗对怯懦的胆小鬼王在晋进行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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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覆没，明廷满朝文武惊惶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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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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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总兵，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派到辽东战场的总兵，就高达十四位，这十四位总兵竟无一幸免地战死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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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但摊子再烂，还是要有人去接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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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辽东，不是还有山海关吗？不好好守住山海关，后金大军杀到关内，长驱直入，北京城就危险了，大明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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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和王化贞已经回京领罪，接替辽东经略之职的是兵部侍郎王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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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万历二十年进士，字明初，江苏太仓人，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获功升级受钦贲，历游楚、浙无非兵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历任了兵备、巡抚、经略、侍郎、尚书诸多军职，从基层到中央，各种各样的要职都干过，是个老于军事的行家。辽东战事爆发，他还担任过登莱巡抚；广宁大战期间回京担任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专门负责整个辽东军需供应的张罗，长期奔走于户部、工部、兵部之间，筹措军需、组织造办、协调运输，算是军政界里的一个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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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用人之际，朝廷提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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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溃败之时，王在晋就万分感慨地说：“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明熹宗实录》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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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他的这个说法是比较中肯的，广宁一失，关外“满目兵燹，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以外几成异域矣”（《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基本没有要塞可守。守无可守，企图收复失地更是近乎渺茫。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将兵力收入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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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辽总督王象乾的意见也是“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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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的山海关，“止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仍纸薄塌圮，罗城内器械填塞，莫为查验，而溃兵逃民聚如斗之城，互煽互掠，立见兽散之势”（《明熹宗实录》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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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王在晋通过实地考察，竟然发现山海关虽称“天下第一关”，关城本身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硬伤：山海关左山右海，关北边墙缭垣于角山，而关外的峰峦却远高于山海关城墙，欢喜岭更是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其岭高于关城，敌军若站在岭上，城内虚实则一览无余，若居高临下射箭，矢达城楼，如若再架设大炮，城墙上的垛堞无从遮蔽，一句话，“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敌人据高扼险，则可凭高搏击。而山海关的关南为海，敌人如果有水师，也可以乘风破浪，瞬息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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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辽东已失，山海关已经成为了“冲边绝塞”，是京师唯一的屏障，王在晋决心将它打造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经过深思熟虑，他准备在山海关的外围再重新修筑一道边墙，以形成“重城”之势。该边墙自八里铺修起，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将一片石、欢喜岭等险要之地全部囊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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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觉得，重城筑好，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这个决定一经推出，马上得了兵部尚书张鹤鸣、蓟辽总督王象乾的热烈响应。张鹤鸣大赞道：“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三朝辽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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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经、督、枢”三巨头已一致同意，工程就要上马。朝内群臣受此启发，纷纷提出修补意见。户科周希令就在王在晋类提的基础上，建议由中前所入海口筑一边墙到黄土岭，城墙约有十七里，造价约在四五百万。兵科赖良佐更具气魄，他建议工程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修王在晋所提议的八里铺，后期修周希令所议的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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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上大家的表现都很积极，热情高涨，踊跃发言，全是支持的、出点子的、赞赏的、嘉许的声音，群策群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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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约开支，王在晋还做了个预算规划，从四五百万两缩减到九十三万两，其中包括了衙舍、铳台、营房等等的修建费用。总的来说，费效比还是比较实惠的——钱虽然花了近百万，但山海关从此无懈可击，永保关内世世平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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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辽东，有一个叫袁崇焕的兵备佥事却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从八里铺到山海关，只有八里的距离，根本起不到屏障山海关的作用，他的气魄比兵科赖良佐更大，他认为，必须将防线向北推到宁远，防线离山海关越远，山海关就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他说，要建城墙，就到宁远前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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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辽东战略问题上，王在晋与熊廷弼所见略同。他觉得，辽东已经彻底糜烂，关外已难以据守，若还一味地把兵马、钱粮甚至建筑材料输送到关外，其结果只能是充当了后金的运输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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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四品兵备佥事王在晋可以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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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承想，这个四品兵备佥事却是个驴脾气，认准了的事，就要干到底，他竟然越级给首辅叶向高上书，强烈指责王在晋的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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