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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170690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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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四十六、倒下一个拔起一串，内阁全面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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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道御史高捷疏言：“臣思发难以来，主忧臣辱，举国尽忧愤无计，龙锡独嬉游自如，未见画一奇谋，其皱眉疾首只在崇焕一人耳！龙锡此心何心哉？龙锡最黠、最悍，皇上以此诘问，必 齿抵赖，则臣请具一供証焉。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不一而足。即崇焕疏中亦有辅臣龙锡低徊私商之句，见在可劵也。夫文龙当斩，事关军机，崇焕入朝奏对，何不预请密旨？崇焕出海阅视，何不飞驰蜡封？而身处揆席，恭预密勿之。龙锡又何止闻私寓之低徊、不闻文华之商确也？总之，欲外示专制，内胁至尊，因以渐成款局。两人阴谋诡计，目 中安知有皇上乎？且臣又闻崇焕与罪枢王洽私书，言奴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又言：文龙倘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遂其首至。且不欲知崇焕所欲文龙协者何心？一者何意耶？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辨之谋，应手而办，莫逆于心，宜乎？”（《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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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龙锡是否与袁崇焕相勾结，和议和斩帅是否有参与，疑点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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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虽死，袁崇焕一案却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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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袁崇焕谋款斩帅一项，背后就蕴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真相，牵扯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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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袁崇焕搞海禁，如果没有重要人物参与，其一人之力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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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袁崇焕斩帅，还有什么人一起参与？其幕后主谋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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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杀毛文龙，袁崇焕本人曾说过：“臣昨年过都下时，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臣谓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督师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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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一语，所有的矛头都直指钱龙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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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史料说，钱龙锡倒霉，是阉党余孽为构陷东林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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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就解释为：“初，逆璫一案，诸奸憾龙锡。欲借袁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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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搞臭搞倒钱龙锡，是因为崇祯二年三月崇祯帝钦定逆案，由大学士钱龙锡、韩鑛、李标等人确定涉案人员，阉党因此对钱龙锡怀恨在心，想借袁崇焕的案子对之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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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解释并不合乎逻辑，因为同样按照《国榷》所记，“逆案”之始，“大学士韩鑛端而厚。钱龙锡和而谦。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结果惹得崇祯很不高兴，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催促，要求扩大面积，最终还亲自动手，这才拟定了人选，定罪至二百五十八人。在这场运动中，钱龙锡和韩鑛听命而为，并不值得阉党余孽怀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又或者，在崇祯的大清洗活动中，还有没有阉党余孽的存在，还另有一说。之所以追究钱龙锡，实是他和谋杀毛文龙之事有脱不了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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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向钱龙锡发飙的是江西道御史高捷。在袁崇焕下狱的当日，他就直上奏疏，主控钱龙锡为斩帅之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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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袁崇焕胆敢无视国法，私自处杀毛文龙，其实从头到尾都是钱龙锡的密语手书所指使，袁崇焕自己的奏疏中就有‘辅臣龙锡低徊私商’之句可查。须知，就算毛文龙当斩，事关国家军事机构，袁崇焕入朝奏对，为什么不可以预先申请密旨？袁崇焕要出海阅视，为什么不飞驰蜡封告知朝廷？他手执重兵，与钱龙锡之间又何止于私寓之低徊？究其居心，不过是想外示专制，内胁至尊，以成款局。其两人阴谋诡计，眼里哪里还有皇上的位置！臣又听说袁崇焕与兵部尚书王洽互通书信，多次谈到和议的具体实施方案，袁崇焕称，朝廷之上，自有人做主，毛文龙倘能协心一言，自当无嫌无猜。不知袁崇焕想要毛文龙所协何心？一言又是什么意思？毛文龙之死，当是袁崇焕劾提刀之力，钱龙锡发推辨之谋，应手而办，莫逆于心。”（原文详见《崇祯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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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钱龙锡分别在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上疏自辩，称：“臣在崇祯元年七月之前与袁崇焕素未谋面，袁崇焕出任督师是在元年四月，臣入阁是在六月，互不来往，从不相涉。袁崇焕于七月入平台，臣与次辅李标等四人遥见袁崇焕相貌不扬，私下均断言此人难胜任大事，召对过程中，他又以五年复辽自许，臣私下请教其实施方针，回答说是从东江做起，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亦不难。言语出自袁崇焕之口，不过一时对答之词，臣并未深究。臣询问其复辽方针之意，实是一片为国之公心，而袁崇焕突诛毛文龙，揭报（指《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传到阁部，臣与首辅韩鑛、次辅李标一起阅读，发现其上面有‘龙锡低徊一语’，臣本欲专门写一封奏疏辩明此事，转念当时臣之应答本无心，而毛文龙之功罪举朝共知，首辅已拟诏书稳定东江军心，臣若写这样一封奏疏岂不是与圣意相混却又横生枝节？所以才坦然置之不理。”（原文详见《崇祯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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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毛文龙原本不能牵制敌人，‘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亦不难’之句，是袁崇焕对臣所说，并非臣对语之袁崇焕，这一点，圣鉴如日月，无须多辨。高捷指控臣与袁崇焕商谋款局，以博封荫妻子，真正可笑。附和款局，即斧钺随之而来，还谈什么封荫妻子？高捷又诬蔑臣，说臣最毒之处莫过于逢人就说‘皇上不与我辈商量，今已大悔，快鼓动大家保救崇焕’等等。袁崇焕身任督师不能立功，罪有应得；将士久为皇上蓄养，因听信讹传而相惊溃乱，就应该好生安抚；前因后果，清清楚楚，皇上何悔之有？臣向何人说过皇上有悔之类的话？臣向人传此话必有所传之人，高捷听于传闻必有听闻之人，何不一一指出， 以方便殿前对质？至于其诬陷臣为袁崇焕申请开市卖粮，臣为之布置打点，更加是痴人说梦，毫无凭据！”（《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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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钱龙锡所说均头头是道，崇祯因此没有过多追究，对钱龙锡的奏疏“慰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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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龙锡终究心虚，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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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对袁崇焕的审判结束，钱龙锡有无幕后主谋之事，又被提到了案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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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八月，山东御史史范疏参钱龙锡，称其主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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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八月十八日，崇祯再次在平台召对群臣，鉴于案情重大，参与评判的官员有吏部尚书王永光、户部尚书毕自严、礼部尚书李腾芳、兵部尚书梁廷栋、刑部尚书胡应台、工部尚书曹珙及都察院官员等六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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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八个多月的调查审判中，各类证据均已搜集齐备，通过与会人员的再三研究，于九月初三日给出了如下判定结果：主款与斩帅两事均是袁崇焕自作主张，而钱龙锡身为辅弼大臣，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揭发袁崇焕的奸状，罪无可逃。（详见《崇祯长编》）于是抓了钱龙锡。而从钱龙锡身上，又牵引出另外一人——钱龙锡的同乡陈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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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麋公，为饮誉当时的一代书画大家，其书法有苏轼、米芾之风，笔法萧散秀雅。擅长墨梅、山水，画意率性自然，妍态萧疏。与三吴名士多有来往，性情高傲，顾宪成曾想招其入东林书院讲学，婉拒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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