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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五十九、衮衮诸公空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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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 肆廿载之凶我，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斋、加赋多无艺之征、预支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县罄、田尽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频仍、疫厉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甲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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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临城下，崇祯这道《罪己诏》既是对自己十七年工作业务能力的总结，也是对时局无力回天的悲叹，更多的是唱响了大明王朝的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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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在写决心书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去日无多，并不知道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决心书是在明崇祯十七年传回到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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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草即位诏，传布远近。诏中有“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间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人爱，致逃民爰苦于祲灾”之句，世人读之，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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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其中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宋献策为军师。增设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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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直扑北京：其一路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约定会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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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两条行军路线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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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攻破了太原，就可翻越太行山，蹂躏真州、保州，直犯京师，而宁武、大同、宣化等地乃是大明王朝重兵集结之地，其担心京师危急必会出援，此时不免内外受敌。而其另一路偏师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可乘瓦解之势，收天下精兵，“转掠居庸，断北路勤王之师，而后京师坐困， 落其掌握矣”。（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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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路大军在行进途中，都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大顺与大明势不两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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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心忧如焚，对诸臣不无抱怨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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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允李明睿在散朝后悄悄给崇祯支招，说：“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流寇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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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睿所说的迁都，并不是要像明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样，大兴土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军民，浩浩荡荡，一起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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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迁都”，不过是说着好听，其实，就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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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一走，大臣百姓跟着走，走多少是多少，走到哪儿算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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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宋高宗赵构为了逃命，“迁都”都不知迁了多少次，宋州、扬州、建康、越州、杭州，都是他曾经停留过的“行在”，后来才把都城定在了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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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当年的情况根本就不能与现在的崇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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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大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就比当年的宋高宗多出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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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南京，大明朝廷还设置有一套完好的后备行政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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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崇祯十六年六月，周皇后就提过迁都的建议了，她“以寇急”曾试探崇祯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盖意在南迁也”。（《明史·后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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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崇祯是有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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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无论如何，迁都都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不久，就出现了“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周延儒下狱”（《三垣笔记》）之事。现在旧议重提，崇祯忧心忡忡地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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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坦白，说：“此事我久已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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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日，崇祯广征大臣们的意见。他这一广征群臣意见的行为，曾被许多不了解明朝政治制度的人以为他是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肯落下“逃跑”之名，所以想由有名望的大臣来提，好让群臣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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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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