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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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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的不安有两条理由：第一，接替寇准担任宰相的王旦对自己有成见；第二，自己与皇帝没有直接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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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对丁谓的成见来源于自己的观察，也来源于前宰相李沆的影响。王旦认为，一个人尊崇什么人，就会学什么人，丁谓尊崇曹操与司马懿，他如果得势，估计即使不是个奸雄，也是个权臣。有一天，王旦与好友杨亿谈论朝中的人物，杨亿问：“您看丁谓日后会怎么样？”王旦说：“这个人确实有才能，但未必遵守正道。假如有一天他处于高位，有贤德的人帮助他，可能终生吉祥；如果他独揽大权，必定被自己的聪明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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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既然对丁谓有这样的观感，自对他小心压制。公允而言，丁谓在三司岗位上干得有声有色。史书上说，他上任之初，三司衙门中积压了大量公文及案件，属吏们头疼不已，而丁谓一言而决，迅速处理了这些陈年旧案，使衙门上下如释重负。他这样的才能，可与三国时期的庞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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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中的升迁快慢，有时与工作干得好与差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丁谓在三司勤恳干了三年，愣是没有把自己职务前面的“权”字去掉，这让丁谓相当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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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清楚王旦宰相原则性强，自己很难与他亲近，走他的门路升迁几乎没有可能。怎么办呢？丁谓的唯一出路就是与皇帝直接拉上关系，绕开王旦这块挡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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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丁谓与王钦若不同，他此前与皇帝接触很少，既非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老熟人，又非显要大臣，能经常在皇帝眼前晃，所以根本不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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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呢？也有两个办法，一是请人推荐，二是上书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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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不敢轻易求人推荐，因为有王旦在那里，若有人推荐，皇帝必定征询王旦的意见，到时他一歪嘴，事情可能就更糟了。而上书言事，丁谓也不敢太张扬，他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职责内，提一些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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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6年二月，寇准下台之前，丁谓就曾给皇帝上书，建议朝廷不必单独设立专职的“劝农判官”，只需设立“劝农使”，由地方首长或合适的官员兼任。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但这样的小儿科上书，显然不会引起皇帝的关注。现在丁谓要出彩，需要弄点有创意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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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7年夏天，丁谓进献《景德会计录》，表面看是为了对国家的财政状况进行比较梳理，实则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政绩。其主旨是说，从咸平六年到景德三年，近四年间，朝廷的户口增加了五十五万户，每年的税收增加了三百四十六万有余。这四年，有两年时间由丁谓代理主持三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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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管丁谓怎样努力，皇帝对他似乎都不咸不淡，丝毫没有另眼相看的意思。丁谓很失望，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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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元1008年，丁谓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他发现了一个亲近皇帝的绝佳机会。这一年，皇帝启动造神工程，宣布天书出现，要封禅泰山。对于这件事，朝廷的多数重臣都持保留态度，不愿跟着皇帝瞎起哄，皇帝怕被冷落，极需要有人跳出来帮忙抬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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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决心跳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大臣们以封禅经费不足为由为难皇帝的时候，大声说经费不是问题；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尝试着睁着眼说瞎话。有一天，刘承珪在崇政殿进献与天书有关的物品时，说曾见有十四只仙鹤飞来。丁谓也想学着瞎说，就上奏说：“昨日看到有双鹤飞过装天书的车子，飞舞了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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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丁谓说瞎话走了嘴，第二日皇帝紧急召见他，说：“昨日你所见之鹤，在车上飞了良久，恐怕不是事实，你只能说它们在车上飞过。你应该修改这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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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开始听皇帝说出自己的错误，吓出了一身冷汗，但当他完整地听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满心欢喜起来，他知道皇帝已经开始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果然，没多久，丁谓转正，权三司使前面的“权”字被拿了去。三司使的职位接近副相，丁谓开始看到了仕途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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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要进支持皇帝造神的圈子，避不开王钦若。王钦若与皇帝关系特殊，是这个圈子的大哥大。丁谓尽管对他有些不服气，还是认他做了老大。王钦若看重丁谓的才华，积极向皇帝引荐，丁谓渐渐成了皇帝所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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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博得皇帝的青睐，丁谓一方面勤奋工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找机会表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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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皇帝与大臣们在太清楼宴饮，皇上说：“此前都喝宫中之酒，这次想换换口味，你们说市上谁家的酒最好？”有侍者答：“听说南仁和酒家的酒最好。”皇上马上安排人去买，一会儿酒来了，大家品尝都说好。皇帝突然问道：“谁知道唐朝的酒价多少钱？”大家面面相觑，只有丁谓脱口而答：“每斗三百。”皇帝问有何依据，他回答：“有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这不是一升三十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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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皇帝与刘贵妃等一起赏花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没钓到，心中有些失落，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大臣们不知如何是好，丁谓笑盈盈地跑来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皇帝顿时被他逗出了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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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虽然经常对丁谓笑，但他在内心深处仍对丁谓抱有一定的戒备。丁谓这个人太聪明太干练，他干好事能干大好事，干坏事能干大坏事。而且他不是个厚道之人，又缺乏做官的底线，如果失去约束，极可能会做越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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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皇帝又需重用丁谓——不仅造神的事需要他跟着起哄，就是封刘娥为皇后这件事，也需要他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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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丁谓成了帝国最忙碌的人之一，他不仅经常需要拿出大部分精力给皇帝办“私事”，而且本职工作也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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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的本职工作会与皇帝的私事不甚和谐，比如公元1011年八月，他不得不提醒皇帝说：“东巡封禅与汾阴祭祀时的赐赏，高达亿万钱财，再加上免除各路的租赋及人口税，虽恩泽广大，但官府的财政却因此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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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提醒比较管用，皇帝醒悟，回答道：“只要重本抑末，节俭开支，财政的亏空自会弥补回来。”果然，此后皇帝的折腾幅度减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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