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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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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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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七、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而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300万贯，其最高记录为506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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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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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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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的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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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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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106]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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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107]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108]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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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109]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110] 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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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111]“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112] 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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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分，保守的成分，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分，互相交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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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弊病有历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历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从腐败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强调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批判等级授职制，力主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这其实也是深刻地、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以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弊病，为“走出轮回”，指明了一条唯一可行的历史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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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和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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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９６２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此后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掲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然后由皇帝亲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黙诵讫，复再拜而出”。仪式庄重而神秘。碑中“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迷信观念极重的古代，第三条当然是极重的毒誓。但到北宋末年，金军攻破开封，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秘密就此公开。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勋向宋高宗转达重要口信，据曹勋向宋高宗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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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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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众所周知，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是出名的，但这只属个人的政风，并未立下什么制度性的死规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下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官员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古代的专制政治当然是残酷的，且不说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动辄遭杀身之祸。宋人谢逸在《读阮籍传》中说：“魏晋之交，王室不竞，强臣跋扈，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无所顾惮。一时名士，朝不谋夕，如寝处乎颓垣败屋之下，岌岌然将恐压焉。”[114]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又何尝不是“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北宋末年，陈公辅上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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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尝杀戮大臣，然窜逐岭表固有之矣。”[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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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黄震的《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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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育天下三百馀年，前古无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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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在北宋后期的激烈党争中，大批反变法派流放岭南，变法派章惇、蔡卞制造冤狱，确实想将他们定为“大逆不道之谋”，而置于死地，但宋哲宗说：“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116]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宋徽宗认为宋钦宗诛斩王黼、朱勔、童贯等人“不祥”，故命曹勋传话，要宋高宗引以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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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这是宋朝政治冤狱和文字狱最滥，正直士大夫受祸最烈的一代，主要也仅开三次杀戒：第一次是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杀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杀害岳飞、张宪和岳云。秦桧得势之后，睚眦必报，杀心极重，但毕竟受到了皇帝的羁束，而在大部分场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约的羁束，对许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惩，也就是流放岭南或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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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第二个权臣韩侂胄得势时，“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仅是贬窜了事。为时不久，“伪党之祸寖解”，并未开杀戒。[117]后韩侂胄在政变中被杀，宋宁宗最初并不知情。后有诏斩其同党苏师旦，才开了杀戒。苏师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当韩侂胄之“厮役”，属武官，在宋人眼里不算士大夫。[118]第三个权臣史弥远为人阴鸷，他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了武学生华岳和济王赵竑，但对许多名士，也仅是设法将他们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个权臣贾似道，对政敌和名士，“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也未开杀戒。贾似道最终流放到漳州，在木绵庵被县尉郑虎臣“拉杀”，即击杀，并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斩杀的，只有其幕僚翁应龙。[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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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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