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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 [:170693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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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朝的守内虚外 [:170693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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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170693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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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兼说杨延昭抗辽 [:17069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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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宋从腐败走向灭亡 [:170693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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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宋金时代开封的劫难和衰落 [:170693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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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 [:170693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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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170693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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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170693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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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宋元时代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 [:170693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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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岳飞事迹杂谈 [:17069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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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和岳母刺字的传说 [:170693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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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17069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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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天祥的家族 [:1706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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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清照和秦桧、王继先 [:170693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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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清照与赵明诚 [:170693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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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 [:170693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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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 [:170693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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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古代的煤、石油和天然气 [:17069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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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宋代的绿色革命 [:170693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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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珍珠小史 [:170693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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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袜的故事 [:170693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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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金鱼的故事 [:170693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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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书同文和标准话 [:170693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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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 [:170693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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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 [:170693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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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言》和《二拍》 [:170693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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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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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17069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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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黎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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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自愿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异化”为身份问题，这当然是荒谬的。例如在文革前，辈分较低的，如黎澍先生等人，官方宣传就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资历还不够格。然而这个名词如今又被滥用，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指鹿为马者，也被冠以此种看来似乎是崇高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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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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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1]“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2]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而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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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3]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但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确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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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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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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