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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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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建国后，由于是武人政变，黄袍加身的来历，又冀望自己创立的朝代能够长治久安，已显露出追求文治的倾向。如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20]但当时五代重武之余习依然保留，在宋太祖开国第二年，因杜太后葬礼已毕，“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诸军、厢主军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进奉使于广政殿”。[121]众多武将，包括官阶不太高者都有资格参加御宴，这在往后是不可设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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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宋朝确立文官政治，是始于宋太宗时。一是当时科举入仕的名额剧增。宋太祖时，尚踵唐五代之旧，登科人数一般仅十多人，只有两次破例为百余人。然而宋太宗即位，最初即达五百人，最多一次达一千三百余人。二是开始在官场中强调出身，文官以科举登科为“有出身”，其他为“无出身”，更不论武官了。在魏晋南北朝，从官场到社会地位，最受重视者，无疑是门第。唐朝虽有科举制，但门第观念仍重，而宋朝取代门第观念者，是出身。《说郛》卷16《丁晋公谈录》记载，“吕丞相端本自奏荫”，“后苑赏花宴，太宗宣臣僚赋诗，吕奏曰：‘臣无出身，不敢应诏。’”表明到宋太宗时，无出身者在官场中已是低声下气。宋朝的宰相和执政大多是科举出身，即“有出身”，如吕端那样，是个别情况。这无疑是唐宋之际从官场到社会的一个变化。人们常引用文彦博说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122]其实就是与“有出身”者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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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123]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过犹不及”，一切事物超过限度，必然走向反面。宋朝厉行文尊武卑，在名分方面过分压制武将，南宋初的汪藻说：“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124]胡寅说，宋仁宗朝的“吕夷简为相日”，有高级武将“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阶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简上表求去，以为轻及朝廷，其人以此废斥，盖分守之严如此。”[125]这与前述宋初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在制度上保证武将在文官大臣面前必须低声下气。过分的崇文抑武，以压抑和束缚武将的军事才能与指挥权为快，又造成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军事的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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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本意是在公平、公正的学问考试竞争中选拔人才，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则必然是考试作弊。尽管宋朝采取了诸如等糊名、誊录等各种措施，也不可能根本杜绝。宋代最出名的科举作弊案，是秦桧养子秦熺及其子秦埙的中举。秦熺参加殿试，在试卷中以“赋无天地，诗有龙蛇”八字为暗号，[126]而被考官定为第一，秦桧又假惺惺辞免，宋高宗最后定为第二。秦埙参加两浙转运司解试时，最初就由秦桧的亲党疏通考官候选人萧燧，被萧燧拒绝。陈之茂出任考官，定爱国诗人陆游为第一，秦桧大怒，后在省试中将陆游黜落。殿试的考官全由秦桧提名。考官董德元按誊录字号拿到秦埙试卷，就兴高采烈地说：“吾曹可以富贵矣！”当时考官阅卷，必须闭门上锁，而另一考官沈虚中更命吏胥越墙飞报秦埙。宋高宗亲自阅卷，想抑制一下秦桧，就将张孝祥定为第一，秦埙改为第三名。秦桧又因此迁怒张孝祥，很快给他举办冤狱。秦熺参加殿试时，已荫补为正八品右通直郎，秦埙更已荫补为从四品敷文阁待制，[127]但他们还是一定要力争从“无出身”变为“有出身”，也说明“有出身”对混迹官场和社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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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保守党，在英文中当然不是贬义词，但现代中文的“保守”一词，已约定俗成，成了贬义词。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宋朝前百年的政治，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128]“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129]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保守的官场是个大染缸，宋朝的许多大臣在大染缸浸沉之余，往往没有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其小聪明有时适足以成就其大失策。他们在平时似乎高谈阔论，十分矜持，自鸣得意；一旦处于险局，就会充分暴露其庸劣，而束手无策。更有甚者，则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钩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这是“窝里斗”和“窝里横”的坏传统和恶劣士风。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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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说，宋朝文官政治的保守性，也是开创于宋太宗时。人们常引宋太宗即位赦，强调要继承乃兄的遗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130]专注于免蹈五代覆辙，堵塞各种政治上的漏洞，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保守。事实上，宋太宗最初还是有一股锐气，想有一番作为的，尽管他是个并不高明的政治家，特别是军事才能短拙，与乃兄不可同日而语。譬如他针对宋太祖包庇妻舅王继勋，而严惩其滥杀无辜之罪，就有革新庶政的意味。待到北边两次伐辽失败，宋太宗本人也中箭受伤，只能摆出消极防御、被动招架的态势，南面恢复唐朝对交州的管辖的企图又成为泡影，也就心灰意懒。但他也看准了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宋太宗在位晚年，自我总结说：“朕承丧乱之後，君临大宝……朕执心坚固，靡与动摇，昼夜孜孜，勤行不怠，於今二十载矣。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三皇，至於寰海晏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於前代矣。”[131]如“寰海晏清”等语当然是自我吹嘘，不符史实，他明知无法与大唐贞观之文治武功媲美，却仍以“昼夜孜孜”，保住已有的基业，不出大乱子而自豪。其实质还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乱的保守施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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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代宋真宗时，武将的权位已压至出不了变乱的地步。人们对辽宋的澶渊之盟，已多所议论。当时辽朝大军倾巢而出，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其后夫汉人韩德让（当时名德昌，战后改姓耶律），[132]另加辽圣宗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善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险棋，如果对手是个较高明的军事家，一方面避免硬拼，设法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又乘虚直捣燕云，对辽朝是非常危险的。辽的军事部署固然不高明，却遭逢了更糟的对手。事实上，杨延朗（后改名延昭）就提出此策，说“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奏入，不报”。[133] 鼠目寸光的宋廷习惯于被动应战，根本不可能有此深谋远略和军事气魄。他只是一个战区司令，不能左右战略指挥。前沿总司令是败将兼庸将，北面都部署王超，他“阵於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134]宰相寇准排除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的“南幸”之议，只是力主亲征，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最终达成了对宋方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尽管如此，宋真宗其实认为此种和议是如天之赐，自此之后，宋廷进入文恬武嬉的状态。宋真宗为了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不惜装神弄鬼，尊崇道教，伪造天书，大事封禅，挥霍民脂民膏，虚饰盛世，“一国君臣如病狂然”。[135] 宋朝的保守政治也就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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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辽朝乘宋朝困于对西夏的战争，进行勒索，宋朝被迫增加岁币，富弼出使归来，非常痛切地上奏说：“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虏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鱼烂，梁之自亡耶？臣备位枢府，夙夜忧畏，恨未得死所，少纾国难。”[136]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与范仲淹、韩琦都是改革派，而受保守派的排挤，离开朝廷外任。十年之后，富弼和韩琦先后回朝任宰相，却被保守的官场磨光了锋芒，依旧安常习故，不思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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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与宋金的关系迥然不同，辽宋战争不过是宋的边患，而新兴的金朝却有灭宋的企图和军力。金军不同于辽军，不仅善于野战，也善于攻城，故能深入中原。北宋末年，当金军南侵之际，朝廷那群平时养尊处优、高官厚禄之辈乱成一团，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他本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又不懂军事，在仓猝之间，却临危主动请缨，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防御，因而陡然在朝野和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却引起那帮高官极重的妒忌。他们力主降金，使尽各种花招，“疾李纲胜己，同力挤排”，耿南仲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 唐恪说：“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为之震怒，李纲不得不就任出行。[137]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史实证明，保守派再进一步，必然变为投降派。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138]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于在太原陷落后被劾下台，贬黜出京。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其实还是听信谗言的宋钦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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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受靖康亡国奇耻深痛，并丧失半壁河山的南宋，保守政治的新特征，就是投降政治，甘愿忍受偏安的局面；而丧失重新大一统之志，也正是北宋保守和苟且的政风的延续。被某些史家称为“中兴贤相”的赵鼎是解州闻喜县人，他对家乡的失陷，国家的危难，曾有一阕《满江红》词，抒发其悲痛之心情：“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他初入中枢，也并非没有锐气，如谴责拥兵玩敌的庸将刘光世和张俊，举荐岳飞收复襄汉，面对金军大举进犯，力主皇帝亲征，也反对向金朝乞和。但几年之后，他又力主所谓“安靖不生事”，[139]反对罢刘光世的兵权，伙同秦桧，将南宋“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以各种借口，主持对金屈辱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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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南宋时，有一条政治定律，不论某人以往的政治主张和表现如何，一旦转变为主守，特别是主和，就决不可能企求他真有卧薪尝胆、雪复仇耻之志。陈康伯和史浩两个名相也都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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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伯在宋高宗绍兴末力主备战，抗金战争爆发后，“中外震骇，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独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临安诸城门扄鐍率迟常时，人恃以安”，[140]处变不惊，确实起了好作用。但他在宋孝宗隆兴时，特别是著名的投降派汤思退复相后，却也倾向于和议。陈康伯与汤思退、周葵、洪遵四人联名上札子说，“群臣纷纷，乃谓臣等意欲讲和，以苟目前之安”。“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今日议和，政欲使军民少就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惟在陛下无忘今日之纷纷，而力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区区之愚，不专为苟安之事，以实议者之言”。[141]其言虽辩，而观其实效，则是汤思退的降金阴谋在相当程度上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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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在宋孝宗即位前，克尽献可替否之责，有“智囊”之称，[142]故深得宋孝宗的倚信。绍兴末年，宋金再战，宋军败退，时为太子的宋孝宗不胜其愤，向宋高宗主动请缨，史浩得知后，力劝太子不可将兵，终于使太子避免了宋高宗的猜忌，而得以继位。故宋孝宗即位后，史浩立即升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他劝宋孝宗为岳飞昭雪平反。宋高宗当太上皇后，居德寿宫，纵容宦官开设酒库，犯榷酒之禁。有谏官袁孚上奏直言谏诤，宋高宗却为之震怒，宋孝宗只能下御批，将袁孚罢官。史浩出面调解，结果让袁孚主动辞职，宋孝宗又为之另加直秘阁的职名，给几方面都保留面子。史浩的聪明才智，表现在极善圆满地排解专制政体和官场的各种纠纷，但处置军国大事，却又是十足的庸劣。史浩对金只主张防守，宋孝宗听信其说，下令吴璘班师，招致了德顺之战的最终大败。宋孝宗最终明白：“此史浩误朕！”[143]史浩对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礼事之”， [144]无非仍是稍稍争取点体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参知政事，（张）浚所规画，浩必阻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145]这当然也是误国失策的行为。史浩反对张浚用兵，并非没有道理，张浚虽然主战，从来是败事有余，而成事不足。表面看来，史浩属主守派。然而史浩后来再相，却找不出他有任何发愤图强、准备北伐的政绩，也证明他其实还是忍心于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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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抗战派胡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议者乃曰：‘姑与之和，而阴为之备；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一溺于和，则上下偷安，将士解体，终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战乎？”[146]南宋的史实证明了其评论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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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评论赵鼎说：“当国久，未必不出于和。”[147]这是南宋保守政治的特点，具有某种规律性。“安靖”一词就成了保守以至降金乞和的代名词。程敦厚上书，赞扬宋高宗降金为“致安靖之福”。[148]宋高宗等人给抗战派所加的罪名，就是“好作不靖，胥动浮言”，[149]“唱为不靖”，[150]“作为不靖，有害治功”，[151]“务于不靖，以售其奸”[152]之类。宋高宗特别强调：“其不靖害治者，显黜勿贷，庶知惩畏。”[153]宋宁宗时，危稹说：“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自二议不合，是以国无成谋，人无定志。”[154]但主政的权臣，史浩之子史弥远其实是继承乃父的衣钵，“力主安靖之说”，[155]他给边臣赵范书信，“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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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守内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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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中抨击当时的防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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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而上下交以为至难，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者耶！虽孙氏、东晋南北之常势，固不暇讲，况敢望其如汉唐之守边屯兵乎！况敢望如艺祖之世，郭进、李汉超之勋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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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的“守内虚外”和“斥地与敌”两说，引起了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宋太宗在位后期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曾对近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7]这是他当了十七年皇帝之后的经验谈。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158]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的确，如前所述，他也看准了辽朝的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而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内患”，是所谓“奸邪无状”。他没有说明“内患”和“奸邪”是什么，从史实上看，应是包括了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和宋太宗之弟赵廷美，凡是可能祸及其统治者，都是奸邪。其中当然也包括猜忌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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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由于黄袍加身的经历，当然也猜忌武将，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159]现代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作战，是可以“将从中御”的，但仍必须发挥战役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古代战争中，通信迟缓，而军情瞬息万变，“将从中御”，[160]犯兵家之忌。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161]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也并未使宋太宗改弦易辙。王安石后来曾感慨说：“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162] 宋太宗所以“将从中御”，其实无非是把将帅当作自己皇位的假想敌，正是守内虚外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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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宋太宗是欲对辽求和而不可得，宋真宗终于迎来了屈辱的和平。他说：“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说，“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先帝（宋太宗）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武夫悍卒”“凶於国而害於家，此不可不察也”。宋真宗“深然之”。[163]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164]“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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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登基之初，其立国规模，就是接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准备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而对金乞和。他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就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165] 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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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为了降金乞和，编造各种口实，譬如说是为了尽自己所谓孝悌之道。待到母亲韦氏被放回，而难兄宋钦宗仍被金人扣押，分明悌道大亏。当时他所忧心的大将罢兵权问题亦已解决。有人建议对金出兵，救其难兄。宋高宗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能搬出祖宗家法，他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166]在他看来，只有向杀父之仇称臣，忍辱苟安，才算是继承“真宗皇帝”家法，而“恤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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