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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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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侵入中原，灭亡辽、北宋和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特别是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有其成就。但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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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金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对他们无法占领的地区，一律在事实上予以杀光、烧光和抢光。如金军在岳家军进攻下，不得不撤离建康城（今南京）后，宋人收拾遗弃的残缺尸骨，竟达七、八万件。这座城市常住居民约十七万人，在金军驱掳大批居民过江到北方之余，驱掳不及者，就施行如此惨酷的屠戮。亦非仅是建康一地，当时长江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饶的谷仓，其他地区，如明州（今宁波）、临安府（今杭州）、平江府（今苏州）等地都相类似。清军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为史家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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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破坏了中原地区的较先进的租佃制，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金朝女真贵族将大量汉人驱掠为奴隶。奴婢成为女真贵族的财产项目，可以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要生焚所宠的奴婢。军队缺粮时，甚至杀戮奴婢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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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人将蓄发看得极重。金朝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在当时自然是对汉人的极大侮辱，严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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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这自然严重影响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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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金朝迁居中原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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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朝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政策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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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初年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一支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千百年马具的不断改良，包括马镫的发明和改进，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他们长于弓矢，惯披重甲，厚重的兜鍪只露双目。女真骑兵特别具有坚韧性，能够败不至乱，重整队形，连续作战数十回合至百余回合。古代战斗中的回合不是演义小说中的斗将单位，而是指两军的一次接战。金军不但善于野战，又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故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能深入中原腹地。他们在灭辽战争中也学会制作和使用火炮等火药兵器。在当时，女真骑兵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犹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集团军对付步兵和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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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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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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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公元1129）、四年（公元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绍兴元年（公元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公元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以及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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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弓劲马肥，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而不耐暑热多雨天气，需要后退到北方避暑。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金军尚可说有“以失地利而败”的因素。然而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刘锜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的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再次破敌，迫使金军撤出开封城。据《嘉靖尉氏县志》卷2《游寓》注说：“尉氏去朱仙镇四十五里，岳飞自夏入秋，虽分布诸将，经略河南、北，而岳寨则在尉氏也。南有南营，北有北营，东有小寨，西有大营，此实其制胜之地。迨今岳寨保、南营保、北营保名入册籍，与尉氏县名同为不朽矣。”这条史料证明岳家军是以尉氏县为基地而北进的。朱仙镇之战和金军撤出开封城，是岳家军北伐胜利形势最重要的标志，唯有岳家军朱仙镇之胜，已进逼开封城，方得有金军之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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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将帅对抗最初简直是谈虎色变的金军，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战术，而岳飞自然是南宋最出类拔萃的抗金统帅，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军事思想可否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制订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夹攻金军，以收复失地。第二是在正己的前提下治军，全面贯彻《孙子兵法》倡导的“仁、信、智、勇、严”的为将之道，创建了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成了古代兵匪一家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特例。第三是岳飞批评宋廷的“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以求胜”，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进攻。他是当时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将帅。第四是“仁心爱物”，珍惜人命，不轻杀戮，发扬光大了古代“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岳飞的军事思想无疑是一份值得后人珍爱的华夏文化遗产。其他将帅只能做到以步制骑，而岳飞却重视骑兵建设，除了以步制骑之外，还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足以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岳飞身后二十年，金完颜亮攻宋时，“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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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他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他先后信用为其政策效力的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排斥和杀害力主抗金的李纲、宗泽和岳飞。他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宋朝有开国皇帝以兵变黄袍加身的来历，故特别疑忌武将。自从绍兴七年（公元1137）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对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等到他对偏安淮水之南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迫令岳飞班师，解除抗金将领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汉代韩信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诚如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 上引韩信之说，本来已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名将的悲惨归宿，何况尤甚于此。就宋高宗而论，他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忍于偷安半壁残山剩水，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在这个天水朝更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桧的苟安和卖国政策，造成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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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秦桧与金讲和，毕竟取得往后百余年的和平。按金朝亡国距离岳飞遇害为93年，其间宋金又发生三次战争，总计24年。此外，金朝对北方蒙古的战争连绵不断，难以有准确的统计。人们珍视和平，但决不能将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当时中华民族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和文化受摧残，自黄河南至长江的广阔地域长期处于荒凉状态。北方人民既受女真贵族奴役，又有对蒙战争的各种负担。南宋自休兵后，官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仍在加重。享受和平快乐的，其实只是女真贵族和南宋投降派，他们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苦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种和平确实没有珍视的必要。至于以此种和平为宋高宗和秦桧评功摆好，我想，稍有爱国良知者是不可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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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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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宋人自己评论北宋之亡，说：“大臣黩货，宦寺分权，礼义消亡，法度崩弛，风俗败坏，衰乱之形，见已久矣！”[268]实际上，即使面对着国难当头，很多统治者腐败照样腐败，行乐照样行乐，这确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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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抗金，当他在靖康元年冬奉命勤王时，“时天大雪，公披坚乘马，道逢郡守，往往卧毡车，赍庖具自随，公与士卒同甘苦，故人乐为用”。[269] 大祸临头，一个年近七旬的老文官，不得不临时学习军事，与部曲同甘苦。冲冒风雪，效命战场；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知州、知府们带兵，却念念不忘排场和享受。开封城在危困的情势下，守城军中竟塞进了众多使臣和效用，作为冗员，“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缘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于将士。或遇出战第功，亲随使臣并在优等，受上赏，用命当先者未必收录。至于伤重军兵，有轻伤而得重赏，伤重而得轻赏者，有战死而作逃亡自死者。其弊不胜言，此所以败国家之事也”。[270]此类官员、权贵、宦官们，难道不是一群醉生梦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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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作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虽被宋孝宗冠以“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的尊号，[271]其实是一个只知苟安享乐的色中饿鬼。他很快罢黜正直的李纲，把行在迁到远离前沿的扬州，自以为保险，又将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个奸佞升迁左相和右相，他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272]把军国大事完全托付两人，自己专心在行宫行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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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大约是吸取了父亲宋徽宗的教训，喜欢以清心寡欲自我标榜。内侍从开封带来珍珠等物一两袋，他便下令“投之汴水”。[273]他又令镇江府将螺钿桌椅在市中焚毁，说：“还淳返朴，须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响化。”[274]宋高宗为树立“恭己勤政”的形象，对宰执大臣说：“朕每退朝，押班（内侍）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听，未尝与之款昵。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又自称“朕於两膳，物至则食，未尝问也”。[275]所谓“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全然是骗人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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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金军步步进逼，扬州的安全竟逐渐成了问题。一些官员建议及早措置，“以备不虞”，而黄潜善和汪伯彦“笑且不信”。他们下令“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 [276]既不准备战守，也不准备逃跑。两人天天听和尚克勤说法，以示从容闲雅的宰相风度。[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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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公元1129）初，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派遣完颜拔离速、乌林答泰欲和耶律马五率师急袭扬州。[278]二月，内侍邝询急报，说金军已占领近在咫尺的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宋高宗当时正在行宫白昼宣淫，听后吓得心胆俱裂，“遂病痿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279]他慌忙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策马出城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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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当康王时的一妻二妾与五个女儿当俘虏，死于北方，当皇帝后所生的一个儿子夭亡。宋高宗从当大元帅到扬州逃难，为时两年多，照理是可以生育的，问题全在于他纵欲无度，使后宫无人怀孕，从此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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