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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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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宋人自己评论北宋之亡，说：“大臣黩货，宦寺分权，礼义消亡，法度崩弛，风俗败坏，衰乱之形，见已久矣！”[268]实际上，即使面对着国难当头，很多统治者腐败照样腐败，行乐照样行乐，这确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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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抗金，当他在靖康元年冬奉命勤王时，“时天大雪，公披坚乘马，道逢郡守，往往卧毡车，赍庖具自随，公与士卒同甘苦，故人乐为用”。[269] 大祸临头，一个年近七旬的老文官，不得不临时学习军事，与部曲同甘苦。冲冒风雪，效命战场；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知州、知府们带兵，却念念不忘排场和享受。开封城在危困的情势下，守城军中竟塞进了众多使臣和效用，作为冗员，“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缘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于将士。或遇出战第功，亲随使臣并在优等，受上赏，用命当先者未必收录。至于伤重军兵，有轻伤而得重赏，伤重而得轻赏者，有战死而作逃亡自死者。其弊不胜言，此所以败国家之事也”。[270]此类官员、权贵、宦官们，难道不是一群醉生梦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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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作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虽被宋孝宗冠以“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的尊号，[271]其实是一个只知苟安享乐的色中饿鬼。他很快罢黜正直的李纲，把行在迁到远离前沿的扬州，自以为保险，又将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个奸佞升迁左相和右相，他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272]把军国大事完全托付两人，自己专心在行宫行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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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大约是吸取了父亲宋徽宗的教训，喜欢以清心寡欲自我标榜。内侍从开封带来珍珠等物一两袋，他便下令“投之汴水”。[273]他又令镇江府将螺钿桌椅在市中焚毁，说：“还淳返朴，须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响化。”[274]宋高宗为树立“恭己勤政”的形象，对宰执大臣说：“朕每退朝，押班（内侍）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听，未尝与之款昵。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又自称“朕於两膳，物至则食，未尝问也”。[275]所谓“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全然是骗人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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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金军步步进逼，扬州的安全竟逐渐成了问题。一些官员建议及早措置，“以备不虞”，而黄潜善和汪伯彦“笑且不信”。他们下令“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 [276]既不准备战守，也不准备逃跑。两人天天听和尚克勤说法，以示从容闲雅的宰相风度。[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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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公元1129）初，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派遣完颜拔离速、乌林答泰欲和耶律马五率师急袭扬州。[278]二月，内侍邝询急报，说金军已占领近在咫尺的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宋高宗当时正在行宫白昼宣淫，听后吓得心胆俱裂，“遂病痿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279]他慌忙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策马出城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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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当康王时的一妻二妾与五个女儿当俘虏，死于北方，当皇帝后所生的一个儿子夭亡。宋高宗从当大元帅到扬州逃难，为时两年多，照理是可以生育的，问题全在于他纵欲无度，使后宫无人怀孕，从此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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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一些市民看到赵官家招摇“过市”，加之从行宫内星迸四散的宫女和内侍，更证实了皇帝出逃的消息属实。于是全城顿时成了一锅沸粥，从官员、军士到市民纷纷夺门而逃，门窄人众，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由于运河浅涸，官私舟船都陷在泥淖中，动弹不得。混乱的人流拥向江边。大家对黄潜善和汪伯彦恨之入骨，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被军士误认为是祸国殃民的“黄相公”，方待分辨，已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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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在最前列的宋高宗，听到一名卫士口出怨言，恼羞成怒，拔剑将他刺死。王渊早先夸口说，在江边已有大批船只侍候。实际上，这些舟船用于为自己和内侍们运送家财了。[280]宋高宗一行找到小船渡江，而十多万百姓却无船只，只是在江北呼天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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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逃走的下一天，金军进入扬州城，烧杀抢掠，又追至江边，在江北的百姓或沉江自尽，或听凭宰杀，幸存者被俘为奴。五十里运河中的舳舻，满载着财宝、器物、金帛、文书等，都原封未动，金军连抢劫也抢劫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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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扬州的金兵只有五、六千骑，而宋高宗的御营至少有好几万兵力，但在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气氛的笼罩下，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抵抗。腐败造成了扬州城史上空前的惨祸，只有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可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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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冬到四年春，宋高宗在金朝完颜兀术渡江军的追逼下，只能冒着随时葬身鱼腹之险，流亡海上，狼狈万状，这在中华古史上还是没有前例的。他的御船队在建炎四年正月初三抵达台州章安镇，并在当地过元宵节。《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却有一段宋高宗在章安镇度元宵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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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章安镇，忽有二舟为风所飘，直犯禁卫船。问之，乃贩柑子客也。上闻，尽令买之，分散禁卫军兵，令食穰，取其皮为碗。是日元夕，放灯之辰也，乃命贮油於柑皮中，点灯，随潮退，放入海中。时风息浪静，水波不动，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章安镇居人皆登金鳌峰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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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史至此，不由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置身此境，还有心思元宵行乐否？其实，这件事情正说明了宋高宗天生的风流太平天子的胚料，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的，只是恣意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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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面对如上所述的一类现象，确是困惑不解，也许只能由心理学家出面解释。但是，在艰苦的抗战年代，照样出了发国难财的孔宋家族。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明知腐败要亡党亡国，还要搞腐败；有人明知吸毒毁己，照样吸毒；明知纵性欲可能得艾滋病，照样卖淫嫖娼，岂非是同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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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代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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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战争大多是陆战，其次是江河湖泊的水战，海战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海上长时期内未出现强敌，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低下的经济水平，还不足以开发和利用海洋。但中国毕竟是文明古国，即使在世界海战史上，也并非毫无建树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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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古代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辽朝无疑是从宋朝偷到了火药制造技术，后起的金朝，最早是在灭辽战争中学到了火药制造技术。由于军事需求，火药兵器又从陆战移植于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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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绍兴三十一年，即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金帝海陵王决定大举攻宋。他分兵四路，而将四分之三左右的兵力，集中到进攻南宋行都临安。一是由他本人亲统的淮南远征军，约有兵力17万；二是组建了浙东道水军，约有水手、军士7万人。按金海陵王的部署，自己率大军渡淮，进逼大江，吸引南宋的重兵；而浙东道水军自通州沿潞水，取直沽寨（今天津）入海，南下驶入钱塘江，直取临安。这是军事学上所谓钳形攻势。而另外两路军仅为牵制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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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将李宝原是山东人，对海道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对宋高宗说，“海道无险要可守，〔虏〕舰散入海洋，则难以荡灭，臣止有一策出〔万〕全”，即乘金军“未离巢穴”，“掩出不意，因惊扰而疾击之，可以得志”。[281]他认为，如果在海上与金朝舰队交锋，即使战胜，也很容易成为击溃战，沿海各地都可能受敌败军之袭击，唯有乘金朝舰队“未离巢穴”，“掩出不意”，方可一举全歼，这确是个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军事方案。李宝仅率领一支3千人，120艘海舰的海军，于当年八、九月北上，执行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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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金朝的大舰队已经入海南下，因遇风浪，而停泊在胶西县附近的唐岛。李宝经过侦察，率海军驶至与金军相距仅30余宋里的石臼岛。十月二十七日，李宝抓紧战机，主动发起攻击。宋军“火箭乱发”，“以火炮掷之”。[282]强劲的南风将金朝舰队挤蹙在一起，烟焰蔽天，金朝的大舰队很快被烟火所吞没，逃脱者无几。金朝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死里逃生，而副都统制完颜郑家等被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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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的兵器，火炮是以人力抛石机抛射火药包。[283]这无疑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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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多年后，宋元的厓山海战是又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元朝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后，南宋又组建流亡小朝廷，辗转两浙、福建、广南东路，最后来到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厓山。如今厓山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因泥沙淤积，已成陆地。宋军舰船只能屯驻和停泊在厓山西北的港内，不可能将舰队停泊厓山东南，面向大海。西北的港内虽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284]在退潮时只能有一个出入口，实际上也影响军事上的进退和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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