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40394
中央集权与同一性
1706940395
1706940396
宋代政府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央集权不断增强的趋向。这一趋向实际上在宋以前混乱的五代时期就已变得引人注目，它是对地方军事力量与篡权的直接回应。在宋代之初，中央集权就已十分显著。但是，在为了国家安全的中央集权和财政管理的中央集权之间，必须要做出区分。(23)宋帝国从立国之初就在采取措施防止地方篡权的危险：将最强的军队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之下，密切监视所有地方武官，赋予地方文官比前代所能获得的更大的权力。在这些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主要握于这些文官之手，只需服从中央政府规定的一般要求。
1706940397
1706940398
财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化，随着新政出台才得以确立，新政在管理不断扩张的国家财政时，制定了各种财政管控措施。比如，【86】中央政府开始指导地方政府单位根据中央政府的估算来征税；税额不再像从前那样基于地方政府单位的不同报告，也不再根据他们的恳求或借口而减少数额。(24)
1706940399
1706940400
财政的中央集权导致了人事政策上相似的趋向。宋朝给予高级官员非比寻常的礼遇与关怀。当他们在朝中失势，通常会被派任地方政府中的尊贵职位。新政一推行，许多年长的政治家，以及其他较低级别的地方官员，断然拒绝遵守中央政府施行新政的指示，他们强烈反对新政。王安石不能容忍这些阻碍。他逐步罢免这些反对派，代之以服从命令的官员。这样，他实际上削弱了从前对于高级官员的尊礼，对官员任命实行更集中的控制，并达到了他所相信的官僚政治同一性的必要程度。他能够实现这些改变，是因为皇帝的绝对权力当时站在他这一边。
1706940401
1706940402
进一步中央集权的另一个方面是政府机构最高层行政部门权力的集中。变法以前，如柯睿格对宋代文官的权威研究所展示的，中书门下（负责常规管理的行政部门）、枢密院（军事局）和三司（财政委员会）之间有明确的权力划分。(25)王安石没有办法将文彦博从枢密院罢免，【87】但是他削弱了文彦博干预军事人员任命的部分权力。(26)另外，通过制置三司条例司以研究和建议财政改革方案，他凌驾于三司之上，强制进行统一控制。(27)由于对这一新机构独立于政府架构之外的持续反对，不久之后它被并入中书门下。(28)但事实上行政部门已不再遵循之前的权力划分，现在它开始直接控制三司，而且没有它的批准，任何有关国家财政的法令都无法实施。(29)
1706940403
1706940404
三司自身也发生了相似的转变。先前，其权力被划分至三个部门，即户部（登记或普查机构，掌管税赋之籍及税收）、度支（资金或财务机构，负责财赋拨款和支出）和盐铁司（主管盐铁专卖以及类似的国家垄断贸易），所以叫“三司”。(30)变法之初，即发生了明显的混乱：本来主要负责常平仓的司农寺受命利用它所掌控的粮仓资源为许多重要的改革提供资金。(31)变法进程中的一个短暂时期，还设立过两个新的机构，帐司和会计司。(32)最后，在长期的摩擦之后，三司被允许将所有这些机构重新聚合在一起，但只能在行政部门的指导之下。(33)现在，通行的做法是由主管行政的首席大臣（以其非正式头衔“宰相”为人所知）直接控制储备金，【88】以贯彻他们所建议的政策。(34)
1706940405
1706940406
王安石留下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的遗产。尽管存在大量的批评，但反变法派在他们自己掌权时并没有极力颠覆这一遗产。(35)这种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成为政府结构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36)
1706940407
1706940408
宋代政府运作也有努力强化同一性的特性。在王安石发起变法时，官僚中的同一性并非一项原则。与之相反，如我们所见，这一时代以其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儒家思想、新颖而多样的观点为人所瞩目。但是，王安石对于自己不因循守旧的思想如此执着，以致他变得越来越教条，无法容忍其他意见，经常将其斥为仅仅是保守的、毫无价值的和有意刁难。有一次他向皇帝抱怨：“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37)换句话说，王安石认为同一性对于有效的政府运作来说是必要的。通过改革太学和科举制度，他希望造就和结成志同道合的官僚群体。宋神宗赞同王安石的意见，认为应该通过编写和正式公布对经典的权威阐释来统一儒家思想。(38)这不仅触怒了保守主义学者，也没能达成其真正的目标。不久宋神宗就发现，结果不是统一（unity），而是同一（conformity）。他批评说，“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89】然盗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39)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在科场之中，举人们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大量文章中一味模仿王氏父子的写作。(40)
1706940409
1706940410
反变法派，即使不是更教条主义，也是对等地通过罢免支持变法的官员进行反击。由于不知如何处理太学中深受王安石思想影响的学生，他们只是简单地命令太学不再进行招生。(41)与此同时，他们希望通过在州学中任命自己的追随者，学生中的学术氛围和政治观念会逐步转向对他们有利。
1706940411
1706940412
在蔡京掌权的后变法时期，官僚主义的同一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变法派的著作遭到禁止。州学按规定设立“自讼斋”。虽然这一措施的细节未见记载，其目的则是将曾公开宣称支持反变法的学生置于其中；他们在里面进一步学习、思考，以纠正他们所谓的错误观念。强加的同一性达到了数千份考卷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地步。从政治迫害之中，举子学会了连“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这样普通的想法也不能表露，因为这可能会被看作对行政的暗中批评。(42)促进官僚主义同一性的另一因素是皇城司越来越活跃，【90】它负责都城中的情报工作。佐伯富已经表明，该机构凭借雇用密探和其他种种方法诱骗人们发表批评意见；它还伪造报告来诬陷无辜之人。(43)
1706940413
1706940414
从前一时代充满创造性的儒学，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变为麻痹窒息的同一性，原因不是单一的。在不断增强的中央集权之下，持续增长的同一性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像蔡京这样的官僚滥用由中央集权带来的巨大权力时，它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限度。王安石可能从未意识到，他的新政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和要求他所认为的必要的同一性，会导致这样不幸的结局。
1706940415
1706940417
专制主义
1706940418
1706940419
宋代政府的运作也受到专制主义倾向的深刻影响。专制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皇帝的终极权力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宫廷政治与阴谋。这种终极权力通常并不暴虐，因为它受到各种限制：儒家传统的约束、习惯性的边界，还有与官僚不同程度分享权力的事实。北宋时期权力的分享尤其值得注意，其时皇帝经常听从高级官员们的意见。这些官员自视为儒学的鼓吹者，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此外，作为官僚中的政治领袖，他们确实以明确表达政治观点和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但是，【91】不论这些官员享有多大的权力，它都只是一种派生的权力，是君主让渡的，并且始终保持在专制主义加于其上的限度之内。在危急时刻，专制主义倾向于增强，相应地，它通过缩小这一限度来削减官僚的权力。
1706940420
1706940421
为了推行全面的变法，克服官僚体制中强烈的反对意见，王安石不得不主要依赖宋神宗的支持。幸运的是，宋神宗尊王安石如师，让他不拘礼节，直言无隐，而且接受其意见。(4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宋神宗）与安石如一人”，因为王安石说服宋神宗对他毫无保留。(45)此外，出于对变法的热情，王安石劝宋神宗“刚健”，希望以此压制反对派。(46)由此导致的朝廷高压效果显著。比如，司马光在变法之初从朝中被罢免，在之后的数年里，他避免公开批评现行政策。(47)就此而言，王安石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
1706940422
1706940423
然而，没有任何皇帝对任何官员的信任是无限度或持久的。专制主义伴随着对某一官员可能权力过大的担忧。宋以前五代时期篡弑频仍的先例使得这种担忧持续存在。(48)比如范仲淹的改革，当反对者警告皇帝，范仲淹的一些盟友可能得到辽国的帮助，涉嫌密谋叛国，改革便戛然而止。(49)对皇位任何潜在的、甚至是幻想中的担忧，总是使得皇帝不会给予任何一位官员以过多的信任。所有之前有关王安石的著作一般都认为，【92】至少在新政初期，王安石确实获得了宋神宗完完全全的信任。但是，这要服从两个条件。第一，尽管宋神宗未曾当真怀疑过王安石的忠诚，他可能担心赋予王安石过多权力会引起其他主要官员的不忠。当新政刚开始推行，就有流言传播称，在民众的不满之中，当时令人尊敬的政坛元老韩琦可能会通过武力干涉迫使这些新政废除。(50)这些流言的目的，毫无疑问是要引起宋神宗的担忧以挫败新政，就像类似的流言成功地驱逐了范仲淹，而且它们可能确实阻止了宋神宗完全支持新政。第二，存在有力的证据表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并不彻底。在新政时期，多年来他留用了王安石坚定的反对者文彦博作为枢密使，对于王安石对文彦博的抱怨置之不理。
1706940424
1706940425
当宣仁太后和宫中其他人警告宋神宗，市易法和免行钱引起的极度不满可能会引发京城中的骚乱时，他对王安石的极大信任最终被削弱了。(51)当曾布执行的调查显示，与王安石的保证相反，确实存在很多正当的抱怨时，宋神宗的疑虑增加了。王安石感到不快，不久之后就要求解除职务。在允许王安石离朝到南京担任州长（知江宁府）以后，宋神宗第一次颁布专门诏书，命令对变法进行坦率的批评以图纠正错误，并暂时中止了某些改革措施。(52)不久他召王安石回朝再服务一段时间；【93】尽管宋神宗仍然相信变法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并在他有生之年乃至王安石退闲以后都保持了变法的施行，但他的热情明显减弱。在王安石第一次从朝中辞职时，宋神宗声称：“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谨守之，今不问利害如何，一一变更，岂近理耶？”(53)因此，他因为不安而收回了对变法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而这种不安基本上源于对任何可能威胁统治安全的冲击的深切忧虑。缺少皇帝的全力支持，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对变法成效的沉重打击。
1706940426
1706940427
宫廷政治是专制主义孕育的寄生虫。宋神宗对王安石信赖的减弱影响到了宫内之人。王安石成功劝说皇帝压制官僚中的反对意见，但宦官、太后、其他妃嫔及其亲属除外。王安石与宦官之间的摩擦大体上未曾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虽然宋代的宦官没有太大权力，但他们仍对皇帝有所影响。(54)王安石几次告诫宋神宗，宦官的不良影响可能会阻碍政府的政策。(55)但宋神宗回答说，他正是喜欢他们的“温柔”服侍。(56)王安石又建议他不要听信皇城司的不实报告(57)，但宋神宗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市易法和免行钱断绝了商人和宦官之间的官方联系，使后者失去了受贿和其他贪污的机会。(58)皇城司中和服事于宫中的宦官要求更高的报酬以图弥补他们的损失，【94】并引吏的薪水增长为例。宋神宗想要用国家贸易和税收盈余来补偿他们，这似乎合情合理；但王安石的反对阻止了他。(59)
1706940428
1706940429
宦官们对王安石的怨恨十分明显。司天监的宦官早先曾把某些征兆解释为在暗示有必要罢免王安石，代之以来自北方地区的某人。(60)他们现在试图通过违背惯例，让王安石在宫门之外下马来使他难堪。王安石的马在此事件中受伤。(61)怂恿宦官的，是王安石的两个政治对手文彦博和冯京。文彦博在枢密院的职责包括监管皇城司，他对宦官十分友善，经常使他们得到快速的晋升。(62)冯京也支持宦官，尤其是在提高他们的俸禄这一问题上。(63)
1706940430
1706940431
宦官在皇后的亲属之中找到了不喜欢王安石的其他盟友，因为王安石改变制度以削减他们本有权得到的皇帝的恩惠。其中一些皇亲国戚还反对市易法和免行钱，因为这些措施不是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反，就是使他们与商人的来往不那么有利可图。(64)更为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宣仁太后，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变法，还为此与宋神宗发生争吵。(65)
1706940432
1706940433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宫中之人警告宋神宗，市易法和免行钱引起的不满可能会引发京城中的骚乱。【95】当宫中之人反对变法的一些指控有一定根据之时，王安石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在此至关重要之时，北方的饥荒加重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不幸。郑侠呈上《流民图》，大大震惊了宋神宗。历史上将此图视作王安石第一次降绌的主要原因。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仔细考察显示，由于宫廷政治尤其是宦官的影响，王安石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而《流民图》只是诱发因素。(66)
1706940434
1706940435
历史普遍低估的另一个事实是，宫廷政治的重要性和强度在反变法和后变法时期都有增长。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新政结束。继位的宋哲宗才十岁，由祖母宣仁太皇太后摄政至元祐八年（1093）她去世。在司马光的短暂领导下，宣仁太皇太后执行反变法的政策，让保守主义者掌权。这些保守主义者有许多跟她一样来自北方。(67)
1706940436
1706940437
在她摄政时期，数名特别忠于先帝的宦官被贬黜。而她自己特别喜欢的宦官则被付托以玉玺以及在她生病时处理公文的权力。这些宦官也与朝中一些主要的保守主义者关系良好，表明后者并不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么理想主义。(68)
1706940438
1706940439
这种环境下，年轻的皇帝相当不满。他崇拜已故的父亲，同情变法，也记得自己得以登基是由于变法派人物章惇最初的建议。他不喜欢反变法派的领袖，因为他们请他的祖母对他施加压力，从而希望将来他也能延续她的政策。(69)【96】他的妻子昭慈皇后是由专横的祖母选择的，这也增加了他的不满。(70)
1706940440
1706940441
当年轻的皇帝自己大权在握后，后变法政策立刻被付诸实施。变法派被召回权力中心，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大幅减弱。新政被恢复，但既无改进，也未更正错误。章惇以及其他一些变法派成员结成私党。他们显然对宫廷政治非常熟悉，很快便告诉皇帝，先太皇太后曾倾向废黜他的皇位。为了从有嫌疑的宦官处获取对这一阴谋的供认，一场调查受命展开。(71)先太皇太后时最有权势的宦官陈衍被处死，其他先太皇太后宠爱的宦官被流放。(72)
1706940442
[
上一页 ]
[ :1.706940393e+09 ]
[
下一页 ]